《一剪梅》背后的故事.docx

《一剪梅》背后的故事引导语：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李清照与新婚丈夫被迫分离，作下了这篇千古名词，为什么李清照会作出这么一篇充满忧伤的作品，这首词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剪梅》背后的故事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李清照作此词时，正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这年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1102年(崇宁元年)夏5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被藉为“元祐奸党”。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写，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对立面“元符党人”，几乎无一不是小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土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