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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
摘要：3H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同时进入到法国，这使得法国哲学界呈现出一道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是经过依波利特诠释过的黑格尔；胡塞尔是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是经过萨特曲解过和勒维纳斯警醒过的海德格尔。这一切给德里达早年的学术视野和理路提供了基本的运思框架：“思辨性差异”、“有限性”、“存在的辩证法”、“原素”、“延迟”、“超世间性”、“拆解”和“绝对的他者”等等。再现这一历史文本的效应过程不但能廓清德里达早期思想研究上的迷雾，同时也能防止国内有些学者单纯从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德里达思想作望文生义的解释。关键词：德里达；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晚近的法国哲学主要是对3H哲学的主旨思想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阐明和深化，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1](P9)。但是我发现，与这一事实同时呈现的是一道令人称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德国思想史上虽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且他们的问思方式和理论根基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在一个狭窄的历史时段几乎同时挤入到法国学术界，这从下面几个事件的时间表上就可以看出来：1939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卷由J.依波利特译成法文出版，1941年，《精神现象学》第二卷问世；但是，一方面，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早在1931年就已经与海德格尔的《论根据的本质》同期在法国面世，而另一方面，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直到1963年才有了完整的法文版；当依波利特等最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在三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时，1930年的G.古尔维茨和勒维纳斯的现象学研究已经颇见功力，至于法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从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直接的对抗”(P658)就已可见一斑。短促的时间、狭窄的空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多元而交错的对话，这一切使3H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效应：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遭到扭曲和误解之后才进入到法国人的视野。例如，从20年代起，法国学术界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无本质不同，他们想通过贬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而且甚至想向人们呈现出一位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依波利特直到六十年代还在尝试对这两种现象学之间的相近之点进行揭示，施皮格伯格对此“惊奇”不已：“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不管这种联系是否能够证实。”(P609)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进入到法国时也在萨特、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等人那里进行了过滤，特别是萨特，他对德国思想的扭曲差不多与他对法国学术的贡献一样巨大，他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误解使得后一代法国学者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9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回忆往事时对此仍深有感触：“我们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萨特分道扬镳了。”(P28)德里达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时期，这使得他的哲思的支援背景显得盘根错节且极为费解。我的理解是，德里达在进入胡塞尔文本之前以及在现象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在理论上的支援架构并非是原教旨意义上的3H学说而是经过法国思想家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了的思想，共有三条隐性的支援背景支配着德里达的运思。背景一：经过依波利特(还有德鲁兹)诠释的黑格尔在德里达的第一部作品《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中通篇见到的是对“辩证法”毫无顾忌的使用[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不过，这里的黑格尔已经是经过依波利特所中介过的黑格尔了。依波利特对德里达的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原理的第一要素“差异”概念最早见之于依波利特的“思辨性差异”。依波利特通过黑格尔的差异和矛盾思想竭力构想发生在逻辑生成之中的差异之本质，他认为，经验意义上的量的差异意味着一物只有在它的他物中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矛盾内在于存在自身之中。(P187)第二，有限性的不可或缺问题、完全恢复意义的不可能性以及直观主体存在的多余性。前者是德里达在《生成》中借以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以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指征，中者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译文与导论》中与胡塞尔进行抗争的立足点，而后者则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解放含义之束缚的有力武器。这三点我们都可以在依波利特下面的一席话中找到：“谁或什么在说话？答案既不是‘某人’也不是‘它’，更不是‘这个我’或‘我们’。‘辩证法’这个名字是黑格尔所复活并加以阐释的，它标志着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它不是知识的工具，它自身就处于这一问题的核心之中……对黑格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否定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