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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2025届高三下学期二模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
一、阅读（70分）
（一）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体裁分析的层面来考察中国小说史，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小说往往兼具叙事体作品与抒情体作品的特征，并且呈现出以故事为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存在于天然适合表情达意、营造抒情氛围的韵语体文学作品中。
小说主要是一种叙事体作品，中国传统小说的重点在于叙述故事和组织情节。以故事或事件为中心，使得中国小说与史籍相沟通。与史籍的密切联系，一直使中国小说呈现出特殊的风貌。古代大多数小说批评者，几乎都探讨过小说与史籍之间的关系。追求真实性，就是小说在史籍的参照下所自设的目标。但是，史籍亦有文心和诗心，这一点也早已为人所知。因此，在与史籍相纽结而行的过程中，中国小说一方面恪守“实录”原则，一方面仍以虚构为手段来建构主观意念中的真实，并且它所虚拟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较之史籍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与暗示性。在史籍的主要编撰体例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之中，最为小说所借鉴的是纪事本末体。一部中国小说史，以此结构而完篇的小说在数量上要占到多数，这也凸显出传统小说以故事为中心的创作倾向。
至于附生于整体叙事之中的抒情色彩，在传统小说中也相当明显。即使是事件叙述密度非常大的早期小说如《燕丹子》，也给读者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意氛围。在小说中，诗赋词曲的引入，在语言层面上即能滋生诗意；对场景尤其是对景物的描写，也能创造抒情色彩；更值得重视的是，对人物内心感受或精神世界的描写，同样能产生抒情味。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在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中，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基本上都有着具体的时空条件，很少有专重人物心理而弃故事于不顾的小说，这一点与西方有别。古代小说在现代小说理论体系中受到批评的，主要与这一特征有关。这种很少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小说创作倾向，在多数评论者看来，必然以缺乏对人物情感世界的深入表现为代价。但果真如此吗？这尚需学界进一步探讨。
（摘编自叶岗《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
材料二：
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小说形式的发展受历史著作的深刻影响；至于引“诗骚”入小说的表面特征“有诗为证”，更是小说研究者喜欢谈论的话题。
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内，叙事技巧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实际上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进一步发展历史散文写人叙事的艺术手法以来，史书也的确为小说描写提供了可资直接借鉴的样板。另外，史书在中国古代有崇高的位置，“经史子集”不单是分类顺序，也含有价值评判。不算已经入经的史，也不提“六经皆史”的说法，史书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远比只能入子集的文言小说与根本不入流的白话小说高得多。以小说比附史书，引“史传”入小说，都有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再加上历代文人罕有不熟读经史的，作小说借鉴“史传”笔法，读小说借用“史传”眼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即使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至明清小说兴起之后，诗歌二千年的正宗地位也没有真正改变。而在这“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诗，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这种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能不影响其它文学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骚”的抒情特征，否则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另一方面，在一个以诗文取士的国度里，小说家没有不能诗善赋的。以此才情转而为小说时，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显露其“诗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非一部分作家借鉴“史传”，另一部分作家借鉴“诗骚”，因而形成一种对峙；而是作家们同时接受这两者的共同影响，只是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突出“史传”的影响，但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突出“诗骚”的影响，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的基本职能。“史传”“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既包括文言小说也包括白话小说，既包括文人创作也包括民间创作。中国古典小说分文言、白话两大部分，其中文言小说当然属文人文学，可是采用从民间说书发展起来的章回体形式的白话小说，体现出来的仍然很可能是文人趣味。
“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不同时代不同修养的作家会有不同的审美抉择，所谓“史传”“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当然也就可能呈现不同的侧面，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像中国古代小说一样，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以及之后兴起的五四小说，也深受“史传”和“诗骚”的影响，只是各自有其侧重点：“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这种侧重点的转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