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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FTA次区域合作功能性建设货币互换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是从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始的，这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论坛，也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始。然而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亚太经合组织面对危机却显得束手无策，东亚国家不得不通过加强合作来自救，并由此产生了“东盟+3(中日韩)”的机制。这个机制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韩国牵头，很快成立了旨在研究地区合作长期目标的“展望小组”，该小组由来自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专家组成。在展望小组的报告里，专家们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EastAsiaCommunity)的东亚合作长期目标。设想中的东亚共同体有三个支柱：一是政治合作机制，二是东亚自贸区(FTA)，三是东亚金融合作机制。(张蕴岭，2009)后来的发展虽然没有完全按照“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是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点却已明确，即集中于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目前，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进展较快，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东亚经济合作走向不明等，对中国参与的东亚经济合作进行回顾和思考，显得尤为必要。一、中国参与亚太贸易合作与问题一般而言，亚太贸易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安排，这类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紧密贸易安排，签约方要按照要求相互开放市场，而且这种开放幅度相对较大。比如《曼谷协定》、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一东盟FTA、中国一新加坡FTA等。第二类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邻的合作区内各成员的地方政府来推动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互补性，发挥地缘临近的区位优势，通过渐进方式探索潜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湾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增长三角等。第三类为相对比较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一类论坛性质的合作机制一般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对话、促进贸易和加强信息交流为主。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一)双边贸易机制自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代表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国已经签署了9个FTA，正在与冰岛、挪威等6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谈判，与印度、韩国进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民间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韩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个FTA都采取了类似日本EPA形式，捆绑签订了囊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表1显示，中国的已签署FTA中，亚太地区占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必须指出，在双边FTA积极进展的同时，多边FTA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在“东盟+3”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框架中的影响表示担心，极力推动“大东亚”范围的合作，即“东盟+6”框架下的“东亚峰会”机制。“东亚峰会”把本不属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这样，东亚合作就出现了两个框架并行的态势，一个是“东盟+3”，一个是“东盟+6”。尽管领导人会议对两个机制做了分工，但是实际发展并不明确，二者带有竞争性发展的特征。(张蕴岭，2009)这种以东亚峰会面目出现的“东盟+6”机制使得东亚合作的政治构架变得更为复杂，凸显了东亚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时合作方案间的博弈，也延缓了亚太地区多边FTA进程。(二)多边贸易机制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性质，它的象征意义一直大于实际意义，其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李向阳，2002)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单边行动中，关税减让水平也都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随着《贸物宣言》决定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大阪会议制定了实现这两个时间表的行动议程，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应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逐渐增大，尽管进展并不顺利，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亚太地区以APEC为核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开展了贸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已经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亚太地区在2002-2006年间贸易交易成本减少了5％，作为它的后续计划，APEC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2007-2010年间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时，APEC已经开始实施为期2008-2010年的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目前，中国参与APEC的承诺基本没有超出对WTO的承诺，同时参与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