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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体现的战略思维内涵

“四个全面”的传承性，体现了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主要是对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而未来发展问题又大多是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其思维活动就绝不能囿于传统的、陈旧的、前人的、现有的。因此，要立足对事物有新的认识、新的判断，从而作出既有远见卓识、又符合客观实际、棋高一着的科学决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成为战略思维的鲜明特征、永恒主题。“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一词体现的正是“创新”二字。“四个全面”是历史思想的延续、传承与发展。之所以在“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前面加上“全面”二字，一方面体现承先启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开创新局面，体现全方位、全覆盖，而且体现新的高度、宽度与力度。这个新的“高度”体现在党的根据新形势，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小康”这一历史概念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我们党对小康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也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扩展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体发展目标，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新的“宽度”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即：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不是“单打一”，而是“立体式”、“全方位”的改革。这个新的“力度”则体现于党的建设上。在“从严治党”前面冠以“全面”一词，既有承先启后的寓意，更彰显出反腐败零容忍、全覆盖、常态化、机制化的治党毅力，成为“四个全面”的点睛之笔。“四个全面”的针对性，体现了立足中国实际、解除中国难题的战略思维。针对性是战略思维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只有针对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战略思维才能有的放矢。正如所说的那样，“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后，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把脉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难题”，“四个全面”开具的正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好处方。比如，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要把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谈何容易。只有全面深化改革，解除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总之，只有这些重大举措得到落实，并形成合力，才能最终使全面小康的宏图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四个全面”的适用性，体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深刻互动的战略思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我们看到，“四个全面”更有着普遍性的价值，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发展既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世界各国的“同一首歌”;改革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可以说“四个全面”的提出，兼顾了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深刻互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既是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打造中国优势的战略契机，又是中国进一步拥抱世界、引领时代的良好开局;统筹好“四个全面”，一个更加强盛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个全面”的宏观性，体现了总体谋划与重点推进的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是战略思维的关注点。“四个全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运用和创新发展，洋溢着马克思主义全局观的真理光辉。“四个全面”有着深厚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用自己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把“小康、改革、法治、党建”四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牵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牛鼻子”。只要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