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支笔的争斗：胡乔木“气死”周扬内幕 胡乔木传.docx

中共两支笔的争斗：胡乔木“气死”周扬内幕胡乔木传

有人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被谁气死的，指的是胡乔木。因此，很多文章对周扬的对立面胡乔木颇有非议。然而，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早在上世纪30年代，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就在一起，左联时期胡乔木在周扬领导下工作。40年代的延安时期，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还在序言中对胡乔木的出力表示过感谢。目前关于周扬与胡乔木的文字极少，凭仅存的文献，周扬与胡乔木的分歧大至有三点：一是对待丁玲作品的态度不同。1948年，丁玲写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书稿复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周扬，一份交给胡乔木。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丁玲找周扬要回了书稿。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出版。客观地说，对同一部作品持不同态度，本无可非议，但客观的事实是，因为这件事，丁玲跟周扬有了矛盾。二是对待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的态度不同。1952年在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过程中，周扬与胡乔木在看待文艺界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原本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而周扬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当时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而毛泽东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筹备，拍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周扬没有接受胡乔木、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主要是在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的观点上绝然不同。同时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对周扬与胡乔木的使用上态度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他的秘书胡乔木是笔杆子，而周扬是贯彻他的思想的最好的执行者。三是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不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在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见证文字：1983年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当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大家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周扬看得快一些，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对面的胡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l”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从来没有人见过胡乔木这样疾声厉色，于是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周扬稍微冷静了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胡乔木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会场归于沉寂。有位领导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脸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会上，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的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胡乔木还笑着点点头。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秦川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情形，是历史的见证。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等写了一封信。周扬在胡乔木的劝说下作了检讨。现在看来表面上好像是观点不同之争，而实质上是理论权威地位之争，彼此都自认为是日丹诺夫的传人。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特别是被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周扬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