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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关乎国运,历史启示未来

改革求新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改革与变法一直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兴国安邦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史，虽然历朝历代的改革各具特点，但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改革关乎国运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自先秦至晚清，中国封建社会经历过多次革新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新王朝建立，鉴前代兴衰采取的兴利除弊举措，秦、汉、唐、宋、明初年的改革均属于这一类;二是王朝运转出现的周期性矛盾需要解决，历史上这类改革居多，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推行的新政大体如此;三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互相学习借鉴，魏孝文帝改革、康熙帝改革属此一类型。“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无论哪种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富国强兵。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正是齐国内政外交多重困境下催生的产物。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周天子大权旁落，天下秩序混乱，加之西戎东进、北狄南下、南蛮北上，各诸侯国连年兵火，非常需要有能力的大国站出来领导各诸侯国尊王攘夷、抵御夷狄。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土地广阔，实力较其他诸侯国雄厚，不过依然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失锐减的困局。齐桓公听取鲍叔牙的建议，迎接被囚于鲁的管仲回国，大刀阔斧施行改革：对内发展农业，广开贸易;对外合纵连横，尊王攘夷。管仲相齐40年，齐国富甲天下。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举行诸侯国会盟，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
管仲改革使齐国称雄诸侯，开创基业，而明代张居正改革则是为了挽救开始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免于倾覆。明朝建立100多年后，官僚机构膨胀，皇室开销巨大;外部倭寇长期肆虐沿海，北方蒙古不时南下骚扰内地;军费年年攀升，每年支出白银600万两，远超全国赋税收入，财政入不敷出。张居正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他担任首辅以后，缓和了朝廷內部派系矛盾，开始对日将倾倒的明朝大厦进行修复：经济上施行一条鞭法，扩大财源，严格限制皇室开支，以绝浮糜;政治上重用人才，整顿吏治;边境上继续与蒙古和好，维持和平，重用戚继光等将领围剿倭寇，守护疆土。经此改革，明王朝一扫往日阴霾，财政趋于好转，国力回升。
管仲与张居正的改革属于针对内忧外患的自身调整，北魏孝文帝改革则是为了提高本民族文明程度而推行的一系列汉化举措。北魏前期，鲜卑拓跋部经济落后，百官俸禄微薄，政权极不稳定。孝文帝决心改革，惩治贪腐，发展经济。同时，他特别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制，废除鲜卑旧俗，在语言、服装、姓氏、籍贯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在朝堂上禁讲鲜卑语，违者免官;鲜卑人要改穿汉服，姓氏改为汉族单姓等。孝文帝推崇儒学，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尊崇孔子，仿效中原文化教育。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北魏留给后人《木兰诗》《水经注》《齐民要术》、龙门石窟、隶书魏碑等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改革不可计量，革新进步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并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改革均获得了巨大成功。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改革思想的着眼点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世界万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论语》中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庄子》有“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之语。这些从农业社会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求变思维，深刻影响了古人的治国理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改革思想。《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改革表述。总结历代改革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集权、富国、强兵三个方面。
改革的顶层设计大都发自中央，集中中央权力、树立朝廷权威，这是改革者推行新政的重要理念，其中宋太祖赵匡胤集权的举措最有代表性。五代十国，将帅以下犯上时有发生，赵匡胤手握兵符，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有鉴于唐朝以来帝王屡次易姓、战争不息，赵匡胤决定收回地方大权，采取夺权柄、制钱谷、收精兵三项集权举措。夺权柄即是夺取地方的行政权，规定用人由吏部铨选。制钱谷就是将地方的财权悉收中央，地方除了支出外，一切财产必须运往开封。收精兵就是“杯酒释兵权”，收回重臣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得以控制，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发展。
富国是改革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是以国富为重点。司马迁夸赞管仲改革，“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为齐国称霸诸侯创造了先决条件。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耕战结合为根本指导方针，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坚实基础。汉武帝盐铁官营，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