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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法律与文学”

刘晗

“法律与文学”作为滥觞于美国的一种学术运动，近年来逐渐为国人
所知晓，这多半归功于几年前译介过来的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法律与
文学》一书。波斯纳法官以其法律经济学研究而闻名于世，而他也是“法
律与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近年来由于苏力在国内的大力引介，波斯
纳被人戏称为苏力的“洋兄弟”。因此，苏力的新著《法律与文学》就很
容易被看成是对“洋兄弟”的模仿。苏力曾以“本土资源”而名满法学
界，因此《法律与文学》的副标题“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也很容易
被人看做是苏力发扬充满含混性的“本土资源”的一个具体尝试。此外，
对于早年有着强烈文学爱好的苏力而言，《法律与文学》又很容易被看做
是旧梦的补偿，甚至会被认为带有“不务正业”的成分，一种旁门异趣
或闲情逸致。
这些似乎有些望文生义的猜测，粗看起来也为苏力具体的文本分析
所印证。苏力在书中处理的中国传统戏剧故事，如《赵氏孤儿》、《梁祝》
和《窦娥冤》等，都是包含法律问题（宏观制度变迁、微观司法制度）的
文学文本，因此既可以被看做文学文本的法律分析，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文
学批评，即从法律理论和社会历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戏剧文本进行的阐释和
解说。但苏力在导言中便开宗明义：“本书的基本追求不是运用具有历史
意味的文学材料来印证法律的历史，甚至也不是运用文学材料来注释甚或
宣传某些当代的法律理念；而是力求在由文学文本构建的具体语境中以及
构建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冷静地考察法律的、特别是中国法律的一些可
能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希冀对一般的法律理论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有

所贡献。”（《法律与文学》，下引该书，不赘）看来，苏力的主旨并不在于“法
律与文学”这个所谓交叉学科研究，或者不仅仅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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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即使从内容编排来看，书的最后总结方法论的一编也显得很
突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与书的主体内容有某种断裂。该编的
第八章是对《梁祝》的文本研究的一个解释，且似乎是在讨论史学理论
问题，即文学文本作为进行法律研究的历史材料的真实性问题；第九章
更是脱离了“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的题旨，转而分析西方文学文本
《安提戈涅》，似乎有离题的嫌疑。然而在我看来，这两章其实是全书的
关节所在。
诚然，苏力将第八章作为方法问题列在书的最后，给这一章增添了
辩护性、解释性意味，即在用文学文本解说了历史变迁、司法制度等问
题后，补充性地论证文学文本在事实问题上的正当性。但如果我们承认
苏力的“辩解”本身是成立的，并将这段文字作为开宗明义性质的总体
性规定和论述前提列于书首，改变一下叙事结构，那么“法律与文学”本
身就是一种法律史，甚至毋宁说是一种法律社会学。
苏力的理论前提是，历史本身是人们思想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事实
的机械记录。那么，如果文学文本可以作为“史料”来进行处理的话，它
所展现的叙事空间和历史氛围同样可以作为社会学场域来看待，文学文

本所营造的“普遍性实践”（亚里士多德语）不仅具有作为历史文本的“真
实性”，同时还包含着、影响着阅读者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想象，具备有着
现实意义的“虚拟性”。甚至如苏力所言，同一文本受到了不同时代的政
治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文本的外在接受史（以及阐释史）和内在解释
空间便都可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法律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
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把法律看做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竞
争和施加影响的因素进行考量的话，那么“法律与文学”的诸多主题都
可以统一在此维度之下。
从宏观角度而言，该书始终处理了社会历史变迁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问题，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历史变迁中各种社会条件的
变化来探测法律的转型问题。比如，对于“赵氏孤儿”的复仇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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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人类从惩罚权力分散的前公权力社会到公权力垄断刑事惩罚权的历
史转型，这种转型本身是由人类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和劳动分工的扩展，群体内部产生了集体性公权力的需求而促成的。而苏
力对《梁祝》的分析则不限于群体因素主导下的包办婚姻到自由意志主导
下的个体结合的变迁，不限于人类由熟人社会、非流动性到生人社会、流
动社会的转型问题，而是将历史变迁抽象化、普遍化、类型化，从而凸现
出了身处过渡期的“历史变迁的行动者”的彷徨与无奈。而在这些分析
中，苏力也意识到了他所正在进行的法律社会学方法，比如，借用哈特的
法律概念的功能性界定，苏力“从另一个方面考察作为法律一部分的民间
习惯、管理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进一步理解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在此前提下，甚至连作为方法论进行分编的第九章也可以纳入这种分析框
架，苏力对《安提戈涅》这一戏剧的解释是，在从家庭邻里为主要单位的
小型共同体到以公共性城邦政权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中，最为体现自然本性
的年幼的安提戈涅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