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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对万国公法的理解及其运用
晚清时期国际法研究的兴起及对万国公法的理解与运用
随着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日益增多，并在不同层面上与国际社会接轨，晚清时期初步形成了对国际法的探索与研究。此时期的国际法研究成果不仅对晚清时期的国际政治、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中国学者对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帮助。
晚清时期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主要通过学者的著作和对海关的描述来进行。晚清时期中国的国际法研究成果包括对“万国公法”（也称国际法）的概括，对家族法、刑事法等的制度性处理，割台赔款、债券纠纷等实际问题的处理以及对国际海洋法和船舶法等子部门的研究。本文将从晚清时期中国对“万国公法”（国际法）的理解和运用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理论方面，晚清学者的国际法研究大量参照了当时欧洲的学派和文献。例如，《万国公法通义》、《国际法新论》、《海上法历略》等著作，即引入英国国际法学派、荷兰国际法学派、法国国际法学派的理论，以此来完善中国自身的国际法研究。在此基础上，《海关章程》等法律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晚清时期中国政府对国际法的基本认识。在晚清时期，《海关章程》中的相关规定几乎成为中国最早的公约。
晚清时期中国认为，“万国公法”具有法理性和国际共同性。这是晚清学者最基本的两点认识。在《国际法通义》中，慈禧太后指出，国际法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专利，国际法应是各国之间共同遵行的法律规则，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来约束各国，是国际社会精神和人类进步的标志。因此，“万国公法”的制定、承认和执行应该得到全球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晚清时期中国认为，“万国公法”具有规范本位与利益本位两面性。从规范本位而言，国际法认为各国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等等；从利益本位而言，国际法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交涉方式。晚清时期中国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因此，兼顾“规范本位”和“利益本位”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显著特点。
实践方面，晚清时期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不仅停留于理论分析，而且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法。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互交织的情形。
晚清初期，中国在与英国的“南京条约”中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晚清政府虽然面对国家主权受到侵害，但在国际法的制约下，也保护了中国的一定权益。同时，中国在条约执行过程中，依法维护国家利益，采取了有力的法律手段来抵制各项针对中国的不合法行为。比如在承认赔款责任时，通过制定法规划定责任事项，基于国际惯例，为未来的赔款议题和今后的条约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晚清时期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公约的制定和议定。例如，参加《萨那条约》的制定，维护了中国利益，彰显了中国的决心和实力。同时，参加国际公约的制定，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之，晚清时期中国的对“万国公法”的理解和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方面，晚清时期中国拓展了国际法概念的内涵，形成了“规范-利益”两面性的思考方式，从而为国际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实践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在面对不平等条约和赔款等重大国家利益事件时，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法律手段，为中国日后在国际政治和政治交涉中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地位和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