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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改革内部治理转向—基于法官辞职原因再评析

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TheInwardTurnofCourtReforminChina：
ReanalysisBasedontheReasonofResignationofJudges作者：
刘忠作者简介：
刘忠，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法商研究》(武汉)20年第206期第76-88页内容提要：
在有关法官和法院的议题设定中，法官流失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主题。研究者多将法官流失归因于法官待遇差、法院机构地位低，但是实际上，法官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法官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大幅度改善，证伪了法官辞职与法官整体福利指标之间正相关性。法官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法院内部晋升的各种非正式规则严重影响到正式职务晋升制度发挥作用。法院职级晋升上的异化，导致优秀法官相对剥夺感增强，因而以选择离开的方式表达不满。法院改革的中心在于内部治理，而主要不在于外部对法院人财物的制约。法院改革应进行内部治理转向。
期刊名称：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复印期号：
2021年03期关键词：
法官辞职/法官待遇/法院改革/内部治理
现代西方诉讼构造的观念体系下，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心议程被设定为法官中心、法院至上。为实现此目标，研究者集中论证法院机构地位应拔高，法官待遇应提升，如此才能吸引法学精英进入法院，才能提高法院的公共信任度和民众认同感。
①以此为导向，近年密集颁布的许多方案都以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比例、提升法官福利水平为真实内涵。从历时性分析^p，法院的机构地位、法官的福利水平已获得巨大提高；从共时性分析^p，较之许多同级党政机关和律师也都有较大幅度的超出。但是，在有关法院的作品中，以法院福利待遇低为主题的研究始终弥散。晚近，一个新词“法官流失”开始被高频使用。
②这些研究的归因逻辑线路是：法官流失→法官待遇差→法官缺乏职业保障→司法的人财物受制于外部。本文对此归因路线进行拆解，对法官辞职和由此牵引出的法院内部职务晋升中的积弊重新进行分析^p。如何实现良好的法官晋升激励机制，应是法院改革的中心之一。将司法改革集中于去除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的定位，遮蔽了真实的痼疾之所在。本文使用的“转向”一词为借用。西方哲学先后经历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每次都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哲学的内容。“转向”并非否定先前，而是自我更新。对法院改革进行内部转向，建立一个优良的法院内部治理，与践行系于司法的政策目标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一、对法官“流失”相关数据的分析^p何谓法官流失？定义域内的对象法官是中央政法编制内助理审判员以上人员；“流失”指法院统计报表中，中央政法编制内助理审判员以上人数的减少。其一，不包括非中央政法编制人员。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3)》(以下简称“一五纲要”)开始，法院的书记员被要求单独序列管理，实行合同聘任制。204年后试点法官助理的法院，部分法官助理也采用聘任制。这两类人员，不需要通过
公务员考试，更非中央政法编制。大量刚毕业的学生，应聘担任书记员或法官助理，目的在于积累司法经验，两年合同期满即转考公务员、进律师事务所或升学等，人员流转极快。一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教授见求职、考研者中有法院经历者增多，误以为较多法官离职。其二，同样是中央政法编制内的法官离开法院，须细致区分“流失”的4类情形。第一类，并非“我要离开”，而是“要我离开”，是有意驱离。包括：(1)清理调出。
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等情形应予清退。
④(2)精简。例如，20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要求法院在政法编制控制数的基础上，按10的比例精简，部分法官“提退”。(3)因违纪被处分、双开，因犯罪被判刑。例如，203年全国法院处理违法违纪案件1297人(其中法官794人)。⑤第二类，自然减少。包括：(4)正常年龄退休，(5)任职期间病故。第三类，(6)职务晋升或交流至其他机关任职。第四类，离职。20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法院保留39的员额。但未入额人员并不分流到法院之外，仍保有中央政法编制的公务员身份，只是不再担任法官。在此情况下，会有少数未入额法官因失落而离职，可能会出现：(7)离职升学、转考其他公务员；(8)辞职做律师、企业法务。
由上可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法官离开法院这一行为的每个个体意义各不相同，计量法学偏爱的大规模数量统计结果，在此没有一个统一意义。真正被普通公众关注，纳入本文讨论对象的，只有第8类。
但是，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法院的做法是并不仔细提供每一个数字指向的事实，而是采用典型事例加一般数据的手法，即通过简单枚举，将最突出的法官辞职
转做律师的例子进行放大，然后再给出一个规模数据。刻意给外部观察者传递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