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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逃难”：文本细读的有效性反思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摘要：单向度的诗歌线索在诗歌文本细读的解诗学实践中，容易以日常生活经验和既有知识结构来逐一进行诗歌的确证或对应，有悖于文学创造和诗歌想象的艺术规律。文章试从《道旁》诗歌的文本细读入手，分析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作为解读诗歌的可能切入口，注意社会历史视野下诗歌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性，思考诗歌读解过程中生活逻辑与诗性逻辑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反思文本细读的有效性。
关键词：卞之琳；《道旁》；文本细读；有效性
相对于《风景》《尺八》《圆宝盒》等传诵度较高的诗歌，诗人卞之琳作于30年代而后成为代表性诗作的作品中《道旁》一诗并不起眼，因此比较而言，对于该诗的文本细读则显得尤为必要。卞之琳《道旁》一诗，表面看来温柔纾缓又不失生活日常的小小情趣，但实际上则字字不离“逃难”，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逃难，饱含辛酸血泪与痛苦焦灼。诗人运用艺术化的诗歌技艺，匠心独运，刻画出抗战时局的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因此，诗歌中与其说是“闲看流水里流云的”，不如说成是与显龙山历史遗迹形成呼应：水流云在，精神不死。但对《道旁》一诗的文本细读不应仅仅停留于此，而忽视其他阐释向度的可能性。目前学界对于《十年诗草》一集中《尺八》《圆宝盒》《断章》等诗关注较多，相对忽略《道旁》一诗，在仅有的研究中容易将其归类为哲理诗或爱情诗。
对《道旁》所诠释的双重逃难，还应当作仔细的考辨。首先来看爱情诗的阐释可能。1933年夏卞之琳毕业于北大外文系，1933年秋张允和认识。①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诗集自序中提到“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别人写爱情诗，也并不一律不会欣赏别人写的这种诗。只是我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②。但是，与张允和的认识在卞之琳的精神生活中还是带来较大的冲击，连一向怕写私生活的卞之琳自己也承认“例外”来了，“无题”组诗成为较好的明证。和张允和，“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充满感伤情绪，三年以后才又重逢。而对于爱情诗，卞之琳对于前期阶段的创作尝试大致是否定的，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卞之琳所述的社会历史重大事件与爱情私生活的书写“禁忌”有着复杂的主客观作用。卞之琳强调，“我这种诗，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实际上是社会条件作用）、色空观念（实际上是阶级没落的想法）”③，卞之琳抒情诗诗艺表达中截取现实生活的一点，进行古意翻新而不聚焦于真人真事，这在《道旁》一诗中能够得到恰到好处的反映。《道旁》的诗歌情感基调是轻快而略带欣喜的，但这样一种欣喜的表层以内夹杂着疲倦与沉重，诗歌抒情表达趋于冷静和沉稳的“非个人化”倾向。客观上，穆旦所言“新的抒情”——“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④，利用熟悉的事物传达(转自：wWw.bdFqy.com千叶帆文摘:“双重逃难”：文本细读的有效性反思)出“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在这里能够得到部分呈现。在卞之琳的《道旁》一诗中，爱情的私我与社会的大我，某种层面已经内化为诗歌的抒情经验，换而显现出诗歌的技艺性表达。
还应注意到的情况是，1933年年末卞之琳即从河北保定的高中教职辞职返回北平。1934年5月卞之琳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在叶公超《学文》杂志创刊号1卷1期发表，1934年夏秋间创作的《道旁》《对照》《水成岩》在刊物《水星》发表。⑤同时，这一创作周期内卞之琳在《国闻周报》《人间世》《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系列译文，赖以维持生计。结合《断章》《对照》等诗歌不难发现，“戏剧化对白”的写法在卞之琳这里有着相应的技术处理，现实感和生活场景得到呈现的同时却又被虚化，加之以古典意趣的摄入，在缅怀与忧思之中蕴含着特定的历史情怀与复杂心情。因此，《卞之琳作品新编》的编选者高恒文认为，“其实《断章》《旧元夜遐想》《鱼化石》等，也是爱情诗。只是我们历来片面理解了作者对《断章》的自我解说而瞩意其“相对的观念”之理念，当作“哲理诗”来解读，然而作为象征诗，其象征意义本来就是通过具体的“客观对应物”来表现的”⑥，“相对的观念”在《道旁》一诗中具体的技艺呈现，更多凸显的是抒情诗歌的艺术旨趣，哲理玄思的成分必然有，但却不应简单地将《道旁》划归为哲理诗。
《道旁》是一首象征性突出的诗歌。文本解读的尝试中，“客观对应物”可以是具体的诗歌意象或母题，也可能呈现为特定的场景。“问路”这一特殊的生活场景，经过诗歌技艺处理能够带来较为多元化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叙述者“我”欣喜而且骄傲于被问路，但自身也作为战乱环境之中的“倦行人”，深深了解时局的危困和流离失所的悲恸。卞之琳1933年在保定、青岛各地奔波，困于生计，对于目的地“北安村”给问路人带来的希望，并不能够粗暴地予以破坏。“水里的微笑”在特殊时局下的诗歌抒情中，作为“客观对应物”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表达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