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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笔下爱情观的转型

第一篇：丁玲笔下爱情观的转型从《韦护》到《青春之歌》——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摘要：对于丁玲所创作的20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来说，爱情才刚刚被搬上舞台，尽管尚未完全发光发热，但仍然是吟唱的主角；然而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爱情必须做出让步，韦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然而杨沫所创作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随着“人”和“自我”的失落，政治、生产、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已经超越曾经所信奉的爱情，爱情俨然已经退居幕后，成为渲染革命的一种陪衬品了。关键词：革命；爱情；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备受压抑。“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了对女性的唯一要求，“相夫教子”更是被奉为传统妇女的“终生事业”。稍有些才华的女性也因为地位的低下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而像蔡文姬、李清照这样文明古今的才女几乎是凤毛麟角。近代国门打开以后，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大量的工厂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模式外出工作，知识见闻都得到从未有过的拓展。而另一方面，西方进步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广大女性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在受教育的一批新时代女性里，像丁玲、林徽因、凌叔华、谢婉莹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不胜枚举。新中国建立以后，直接将“男女平等”这一条例纳入了法律，女性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女性作家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往期。而另一方面，女性与爱情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文人笔下的不朽主题。相比其他文学类别，女性作家更偏好于对美好爱情的抒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期望付诸于作品当中，对爱情的思考占据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不少篇章。当然，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思考自然不会一样，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从现代跨入当代，历史环境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本文将以丁玲的《青春之歌》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简述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这一段时期的文学，文学史上将它命名为“十七年”文学。这十七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段时期经历过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经历过反左反右思想斗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文学上也带来了几次重大的影响。在这十几年的历程里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憾，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依然占据一定的地位。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没有像之前的五四文学那样形成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仍然涌现了一批像杨沫、茹志鹏、宗璞、陈学昭这样优秀的女作家的出现，她们的作品大都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中突出主人公自身的解放与成长。但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们对于革命与爱情的思考也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丁玲为中心的一批女作家有着质的不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刚刚得到解放，再也不用束缚于旧社会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藩篱。新时期的气象激发了广大知识女性创作的热情，当然这其中包括丁玲、冰心、卢隐、石评梅等一批优秀的女作家。而在这几位女性作家里面，哪位女性作家成就最高，这无从定论。但丁玲是第一个向世人敞开了觉醒女性成熟的内心世界：赤裸裸的性欲，灵与肉的纠葛，观察男人的视角，白马王子的幻想，对新式家庭的幸福感与失落感；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早期的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反映“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在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完成第一部革命题材长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告别莎菲走向革命的重要转折。它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1]韦护一方面是站在不可动摇不想放弃的革命工作上，另一方面又站在生命的自然上需要恋爱，经过几番强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革命的信念战胜了恋爱的欲望，离开了爱人丽嘉，到革命中心广州去。韦护走后，丽嘉虽然感到爱情幻灭的痛苦与悲哀，但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也决心要做出点事情来。在这部小说里，丁玲刻意去表现韦护所遇到的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在写作策略上，丁玲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崇高性，着力地渲染爱情的神奇与美好，以此突出革命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但最终男主人公还是以执着的革命信念战胜了缠绵悱恻的爱情羁绊，勇敢而决绝地抛弃了爱人，追随革命理想去了，从而凸显了革命事业的巨大力量，执着信念的不可战胜，契合了30年代革命文学的叙事要求。在这篇作品当中，丁玲竭力强调革命与爱情是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体，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爱情则意味着放弃了革命。这种独特的构思心理正代表着丁玲在那个时代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思考。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封建的包办婚姻刚刚废除，许多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