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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轻视的外来宗教文化入侵

第一篇：不可轻视的外来宗教文化入侵不可轻视的外来宗教文化入侵每值“圣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圣诞树”，悬挂起“庆祝圣诞”横幅，员工们戴起“小红帽”；幼儿园孩子们围绕在“圣诞树”前载歌载舞，期盼着老师分发“圣诞礼物”；学校里大红大绿的“圣诞舞会”、“圣诞联欢”的海报占据了抢眼的位置；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圣诞信息”；数以万计的“圣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圣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与此相表里，“基督教”在中国悄然壮大乃至渐趋泛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乡村到城市，“基督教堂”高高耸立；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对“基督教”趋之若鹜。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基督教国家”。-------摘自《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入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基督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基督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圣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圣诞树”、发“圣诞礼物”、做“圣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基督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基督教”之波，逐“圣诞”之流，无意中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基督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首先，我国对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中，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抗战胜利后，一些西方传教士煽动宗教徒仇视人民革命，甚至组织武装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数次发出“通谕”，煽动教徒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