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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孙中山的研究状况

第一篇：世界各地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肖营子高级中学唐友整理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作为20世纪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多年来，一些国家对他生平事业的介绍与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使“孙学”研究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世界现象。一、日本的研究情况（一）、日本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家。据其学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关孙文著作论文目录》中之统计可知，它共出版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内有译著33本），另有相关的论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来，其孙学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长。日本长期来出现“孙文研究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之故。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1895年孙策动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有20多本介绍与评述他生平事业的论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宫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梦》（1902年）、伊藤银月的《孙中山与黄兴》（1911年）、内田良平的《支那观》（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宫崎和北一辉的两书影响最大。另外，还有介评孙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这些“研究孙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时代日本人之“孙文观”——对孙的认知与评论。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宫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孙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孙先生满怀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开创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实况，向世人描绘与展现了“作为民主主义者、复活亚洲民族之民族主义者及富有社会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孙文”。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孙贬多于褒，谓“孙君的理想与支那的要求相谬”，不是革命党的理想，并进而否认孙中山及其思想对辛亥革命指导性，认为将孙“视为支那革命权威”实属荒谬。从孙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研究孙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胜治的《列宁的俄国与孙文的支那》（1927年）、铃江言一（王枢之）的《孙文传》（1931年）、高桥勇治的《孙文》（1944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1945年）等，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近70篇。日本学界从这时开始译介孙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三民主义或孙文思想的论著骤然增多。这是因为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或抗日运动的原理，实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亚洲主义又被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理念倍受重视；二是与研究内容的政治化有关，其研究阵营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学者在“重新探讨”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东亚新秩序”的新指导原理中加进三民主义。他们在论及孙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则认为他主张中日亲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或“东洋共同体”原理的人。左翼学者中虽有人称颂孙晚年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认为其1924年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是要日本放弃霸权主义，及主张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数人皆指责他否认阶级斗争与拥护儒教思想，而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日本在二战后——第三个时期（也有人主张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好转与学术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细化，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形象与孙文的形象”的形势。的确，野泽丰的《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与《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孙文的研究——特别以民族主义理论之发展为中心》（1966年）、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1975年）、池田诚的《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及其革命运动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彦的《孙文——一个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的面世，“显示出日本学界中孙文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在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内容方面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拓展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交往关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孙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绩的领域”；二是深化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诸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论著，充分肯定孙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深了对孙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最具综合性、系统性，最为进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预见性，为中国现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