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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共五篇）

第一篇：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历史境遇中的家庭教会与政治我们首先从家庭教会的源起和历史经验说明家庭教会与其所处的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历史可以追溯到于1807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罗勃特Morrison，1782－1834年）。继马礼逊之后，许多新教传教士纷纷来华，将福音传教活动推进到内地。新教传教逐渐由广东北移，进入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在最初的中国本色化教会（该土地所固有的中国教堂）于廿世纪20年代出现以后，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聚会点或教会就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当时的动机是自治，或者说是“宗教独立”，即摆脱海外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种种影响。这与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的家庭教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大致说来，大陆家庭教会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政府和政党的宗教政策如影相随，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家庭教会的发展以及它与“三自”教会（三-自己的教堂）的关系，我们可以将之类比为“二次宗教独立”，即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厘定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关系，在现代政治秩序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我们主要从两种教会以及家庭教会和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来将家庭教会的当代发展史简要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形成阶段（1950－1958年）：1950年大陆新政府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基督教新教部分信众因为拒绝参加这场运动而被迫转入家庭，特定的家庭教会由此出现；“三自”运动在1954年指出，各教会当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制度和仪节。第二个阶段为完全封闭和潜隐阶段（1958－1979年）：1958年政府要求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各宗派教会都已归属“三自”管辖，宗派均失去其宗教团体的功能，聚会处、自立会、耶稣家庭、以及真耶稣教会等本色化的教会团体亦丧失其自主性。因为当时无自主的教会存在，1961年“三自”教会二次修改章程后，取消了1954年章程中各教会彼此尊重的内容。从此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彻底分裂。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家庭教会的冲击很大。惨绝人寰的“文革”对宗教的迫害达到顶点，这时家庭教会受到的打击最大，传教也最为严密和隐秘。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政府当时的主观愿望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制裁把一切宗教予以消灭，因此“三自”组织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自1966到1979有13年之久“三自”组织不再活动，但是家庭教会一直坚持下来。第三个阶段为家庭教会活跃和兴旺时期（1979－1998年）：1979年“三自”教会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后，“三自”教会的领袖称大陆教会为“宗派后的教会”。伴随着新时期的来临，大陆宗教政策宽松，家庭教会也发展迅速，就连“文革”中被称为“无宗教区”的温州80年代后奇迹般地涌现出几十万信徒，并持续骤增。在目前，基督教新教农村家庭教会主要集中在河南（最活跃的地区）、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上海等地，遍及全国。第四个阶段为逐步公开和持续兴旺阶段（1998－）：1998年8月，部分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张荣亮等在河南省首次通过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拍照、报导公开向政府发出书面呼吁。此份《中国家庭教会各教派联合呼吁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已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它是有史以来首份以“中国家庭教会”的名义联合发表的公开文件。随后，中国家庭教会部分领袖于1998年11月联合发表《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和《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第一次以公开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信仰立场和原则，第一次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政教观，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的成熟。在这一阶段，随着家庭教会自己有意识的公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公开化事件是家庭教会网站的建立，家庭教会在全球宗教对话、合一运动的冲击以及自身要求之下，提出“合一”口号，即各个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以及家庭教会和其它宗教展开对话和交流。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重建新文化的原点。十字架原本是毫无怜悯地以最惨烈的方式治死敌人的刑法，而耶稣选择了以最惨烈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敌人死，从而将仇恨铸造的十字架翻转爲爱的象徵与渊源。在过去的五十多年裏，中国教会一直面对执政当权者的逼迫，却没有被逼迫的暴力改变成爲暴力。中国教会身陷被逼迫的境地，却既不改变自己的信仰，也不以仇恨和暴力回报；这种非奴性的顺服与非暴力的抗争，标誌著不被暴力传统所束缚的一种新人民的出现。这种不盲从也不躁进的独立人民是中国文化彻底更新的现实力量。中国的希望不在於革命，而寄托在扬弃性质的文化再生。这种非革命的扬弃只能来自用非革命的手段改变世界的耶稣。6:27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见的人，1要爱你们的a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6:28要为那咒诅你们的a祝福，为那凌辱你们的b祷告。6:29有人a打你的脸，连另一面也给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不要拦阻他拿去。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