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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史重点考研笔记

第一篇：中国新闻传播史重点考研笔记中国新闻传播史主要人物黄远生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戈公振称之为“报界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他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开始的。后又编辑过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最出名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大手读者欢迎。黄远生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有：第一，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特点表现在：（1）题材重大，内容翔实。黄远生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他的新闻通讯所报道的大都是重大政治新闻，或是人们欲知而不得知的内幕新闻。（2）分析深刻，见解独到。黄远生在进行新闻通讯的写作上，对新闻背景、事件内幕的挖掘与分析，常入木三分。（3）文笔生动，亦庄亦谐。他的通讯大多涉及政坛人士，对他们的描绘生动形象，于诙谐中透出犀利。第二，在新闻理念方面，他提倡：报纸应“主持公理，指斥时弊”。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基本功的训练，做到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在政治上，他的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的，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也曾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但始终得不到国名党人的谅解。后为摆脱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避往上海，12月到达旧金山不久被枪杀。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集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嘱》，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邵飘萍民国初年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在新闻工作中，广泛交游，随机应变，掌握心理，把握战机，都是他获得独家新闻的重要技巧和手段。1902入浙江高等学堂，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1912年在杭州与著名报人杭新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编，因不时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1914年报纸被查封，邵被捕，经营救出狱后逃亡日本，入日本法政学院，并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底，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邵再次流亡日本，应聘为《朝日新闻》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邵回北京恢复《京报》。张季鸾我国著名报刊政论家，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并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担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最先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而被捕入狱。1916年任《新闻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并在1916年至1924年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出任副总经理兼编辑，并在此期间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在办报实践中标榜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胡政之民国初年著名记者，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主笔、编辑，1915年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史量才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1912年，史量才与张闳、应德謇、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