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docx

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

第一篇：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中国翻译简史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序中云：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彦琮（557—610），他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坚持忠实第一，倾向直译。他还提出了“八备”说，是对译者的要求。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厌恶。（三）“鉴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要求译人心脑宽和,虚心好学,不固执己见,不武断专横。（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不贪图名利,不奢望高贵职衔。（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地。”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熟悉文字的使用,保证译文通畅典雅,忠实谁确。玄奘（600—664），唐代名僧，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洛阳缑氏人。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翻译文学与佛典》）他在译经中已成功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