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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第一篇：中国文化本位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王达三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甲部：背景与主张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CultureConflictin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