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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第一篇：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我国进入中速增长的换挡期。一季度经济下滑的压力增强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感。我们知道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在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而目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面临要么加快转型升级，要么下滑衰退的困境。无疑比较优势对于一国发展具有决定的影响力，因为比较优势决定全球资本的流向，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财富的分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比较优势是静态的，主要靠自然条件形成的，在古典经济学的公式里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要素基础上的，如气候，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但是，目前随着自然比较优势的用尽，比较优势越来越具有人为性质，要素的积累，技术的变革和要素的流动对国际竞争的影响已经大大破坏了传统的通常静态的比较优势概念，技术创新，组织与国家政策越来越成为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而这也就意味人们面对比较优势不完全是被动的，在一个谁生产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谁或者国家愿意任凭市场来决定。一、人口红利的丧失倒逼经济转型发展为何会趋于停滞与衰退？其原因在于发展推动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人口红利的用尽，产业的转移，同时也在于产业升级转型的迟缓和不到位，由此结果是产业的空心化，失业率的上升，国家财税的减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无不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目前他们无不又陷入经济的低迷与衰退，那么，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如何才能避免停滞与衰退呢？归纳讲就是短期内重点是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长期来讲重点在于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后者是根本，前者是为后者争取时间。那么，如何才能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呢？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利润空间的萎缩，企业为了生存和高额利润，就会推动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采取的反制方法一是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二是引进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会产生移民问题，以及遭到国内劳工的反对。三是政府在市场外部通过财税收入补贴企业，或者政府承担劳动力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提升，以维持企业竞争力。短期内政府可能损失财税收入，但是长期来讲政府将保有企业，保有就业和保有财税。对此，美国在产业转移后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相应政策阻缓产业的转移以及鼓励产业的回流，据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2010年8月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显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9月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奥巴马政府还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二、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有利的人口因素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在各种有利条件下，投资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全球生产性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然而，随着人口有利优势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据预测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另外，中国的要素价格普遍在上升，2010年以来，中国的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经营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虽然向西部转移可以降低用地成本，但企业物流成本会出现较大上升，并有可能失去沿海的产业集群便利。三、注重挖掘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内生动力产业升级与转型既是内生的，但是又是外生的，所谓内生是指要要素禀赋的改变会自然要求和推动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外生是指产业的升级转型又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否则就会难产，一方面原有产业加速转移，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转型迟缓不到位，由此导致产业的空心化。所以，政府在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