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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仲达：事观鲁迅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篇：于仲达：事观鲁迅的几个重要问题（1）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立人思想还是中间物思想？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中间物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中国本位的，而中间物意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的一种思考。立人思想也是鲁迅始终关注的,但是立人来源于强烈的怀疑意识,也就是那种清醒的中间物意识.如果不弄清中间物的意义，是无法理解鲁迅的。中间物是中间和过渡之意，是彷徨于无地的影子。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鲁迅也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定位到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鲁迅的脚跟越来越紧贴着大地，从精神呐喊到晚年关注人的物质生活，他的中间物思想越来越具体了，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了。鲁迅从来都是执着于现实，他没有走上帝，是很自然的。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王乾坤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则集中表达了鲁迅对生命的觉解，对生命本真的领悟，是与庄子“方生方死”等义的命题，也可读作“何死而在”（海德格尔）。所以说“中间物”论构成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这种“中间物意识”和“过客意识”是鲁迅人生的一个注脚，过客正在走向通往超验精神的半路上，过客用走的形式消解中西的形而上学。（2）鲁迅的立人思想有局限吗？表现在哪儿？葛红兵说，不是立人立的不够，而是把人看的过高过大了，应该放逐人，这话对吗？关于鲁迅的人学思想，多年来却一直缺少深入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作为鲁迅思想的局限而加以否定或遮蔽。学者李新宇已有深刻论述,指出“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尔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在鲁迅建立自己的人学思想的世纪初，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以儒家文化、专制政治和小农经济相互适应而构成的中国文明的失败。可以说,立人思想真正体现了鲁迅的眼光,并非他的局限.关键在于立的不够,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多是一些穿这传统内衣来做立人工作的,当然无法把立人坚持做好.这项工作建国以后被迫停止,知识者被迫接受改造,此后立人陷入流产.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精神的讨论,作为立人主体的知识者的困境再次被提出来,此时国内后学思潮泛滥,国学走俏,立人面临尴尬.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作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浮出水面,立人再次遭遇关注.纵观当今学界,自由民主宪政似乎成为一种共识,然而要为自由民主宪政铺路,必须进行新一轮启蒙,彻底重估传统文化之价值,继续继承鲁迅立人思想,呼唤公民时代的到来.（3）鲁迅一生奋战在立人的铁屋中，最后累倒在无物之阵中，为何立人的目标在中国难于达到呢？路文彬的《论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的观点对吗？中国的国民性积弊太深太久,传统政治文化毒素太重,不是一下就能革除的,人处于一种封建的有害的文化的熏陶之下,长期不能得到解毒,立人的道路十分漫长.统治者对待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民众，用儒家的等级森严的道德和充满厌世的佛教来麻醉民众,身陷于瞒与骗的虚伪的道德国度里,少有民众能自省和挣扎.少数知识精英所做的解毒工作只能是在统治者熟睡之机,一旦醒来,也就到了要整治异端的时候了.实际上,五四时期一直处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非常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还未开始.路文彬的《论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是有些道理的,鲁迅的启蒙更多的只是一种文化批判的启蒙,这种启蒙方式对于大众还是十分隔膜的.（4）启蒙结束了吗？启蒙死了吗？何谓启蒙？启蒙的形式有哪些？应该如何搞好启蒙？谁来启蒙?五四启蒙运动虽然过去八十周年了，但是启蒙的目标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启蒙精神未死，启蒙任务艰巨，它的死对头是专制主义，中国人一直身受到专制主义的弊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奴隶生涯严惩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