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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第一篇：从历史看“三农”问题从历史看“三农”问题摘要:“三农”问题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全局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较重，我国的历史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伴随着我国的农耕文明的发展逐渐在成长。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为未来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关键词:“三农”问题；历史；缓解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的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三农”问题是一个大系统，“三农”与“非农”是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系统，具有易相发展关系的特征。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一、“三农”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在迄今为比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上领先过上千年。古代中国文明又称农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载体就是今天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农耕文明在哲学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顺其自然，男耕女织，精耕细作。与已经衰亡的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二是崇尚勤俭。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农耕文明区域内可以做到以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劳节俭。[1]但是，农耕文明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所以，农耕文明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历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众多。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在的眼光看，农耕文明允许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当农耕文明延续到清朝，正重复着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时，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出现在西欧，那就是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工业文明。与以往的人类文明类型相比，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所有建立起工业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以强大的物质技术为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实践无情地证明:对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2]鸦片战争之后100年，作为农耕文明长子的中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交错中苦苦挣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淖，举步维艰。其间，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国诞生。但是，就新中国成立本身而言，还只能从政治革命成败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人类文明类型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当时的农业经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对于这样的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就是我们讨论新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回归的起点:新中国诞生之时的农业(包括手工业)，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质上“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是“落后的”。这就是理解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如何从古代发展到现代。[3][4]二、“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虽然我们建国后进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农业大国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即8亿多，因此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