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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自然辩证法论文（合集）

第一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自然辩证法论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摘要：1930年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被提出；约半个世纪之后，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钱学森之问”。纵观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各有千秋；相比之下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事关国家未来和民族复兴的问题。对于这看似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通过侧重文化的角度分析，找到其共同因素，同时抒发一些个人忧国忧民的思考以及表达一些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看法。关键字：前言“李约瑟难题”有不同的表述，简单归纳就是：古代中国创造了同时期领先于西方的灿烂文明，对人类科技发展有过瞩目的贡献，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几十年后，钱学森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然而当“钱学森”之问提出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问题或许存在本质上有一致的答案。而且这么些年对“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钱学森之问”提出后，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自身，在找到了问题所在后，状况为什么没多大改变呢？是问题的根源不对，还是我们并无改进，或者我们急于求成，抑或我们又处在下一个“李约瑟难题”的轮回而自身浑然不知？带着这些问题，文章第一章列举了“李约瑟难题”留下的争论；第二章阐述了关于文化因素的探讨；最后一章，联系“钱学森之问”，反思当下，提出一些个人看法。第一章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众多看法思想文化因素论该观点认为“文化基因”是本质的因素，中国的文化没有产生类似于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2]，以及定量的、系统的实验方法[1]。政治经济决定论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2]。在现实条件决定论中，席泽宗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不需要追溯到千年以前，而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所决定的[1]。持综合因素论者认为，工业科技革命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绝非单一因素决定的。当然也不乏其他一些观点：何文丽认为，数字符号的缺失可以作为回答“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考虑，她认为没有数字符号的数学史造成了“数学形式化表达的巨大缺陷”。王绍源等认为，易学的狭隘的非科学的时空观、“天人合一”的理念、阴阳五行学说、系统思维模式也是原因所在[4]。不仅如此，国内外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李约瑟难题”本身是个伪命题[3]。第二章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化求解2.1各种观点所蕴含的深层次因素——文化无论是从社会制度或者科学技术还是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提炼出其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便是文化因素。中国的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根植于中国盛行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的，文化决定了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只是反映了文化。一些学者分析了古代中国科技在科学精神方面的差异，并由此认为该差异可以解答“难题”，例如：“世界是博大的，宇宙完美而和谐”与“天圆地方”世界观的差异；“原子论”与“阴阳五行说”的认识论差异；重视逻辑推理与重视经验归纳的思维方式差异。但是“天圆地方”、“阴阳五行说”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科技，也就是说，该方面差异的本质上是文化差异。一些学者认为该“难题”有经济方面的解释。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动了经济的繁荣，然而农业进步带来的收益被早婚早育新增的人口抵消，工业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限制。人口众多，使得发明节约人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或装置的变得没有必要，所以没有刺激科学技术革命的直接因素[10]。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以人文本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一直占据主导，经济无法达到高效益，因而没有类似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就不能催生资本主义。早婚早育、人文本位经济思想都是依托于文化的。2.2“难题”的文化求解其实早在“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就有一些学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原因所在。陈独秀曾在《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差异：1、战争本位和安息本位的差异；2、个人本位和家族本位的差异；3、法治、实利本位和感情、虚文本位的差异[6]。李大钊则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纵观历史，自春秋战国百家学说遍地开花，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成为正统。儒学所推崇的思想文化从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重道重义与贱利轻器的价值取向磨灭了人们的实践精神；清心寡欲、安于贫困的消费心理销蚀了科学发展的物质动力；中庸之道，明哲保身的处世之法，则浇灭了科学发展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