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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

第一篇：信任危机一、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二、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三、我会一贯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达到对个人进行炒作的行为方式，也希望社会各界以平和心态看待此类问题，不被利用。最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对于红十字会的说明，在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截止昨日，调查共获19万5645个有效投票，当中有高达77.67%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有10.75%选择“视情况而定”，仅11.58%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这结果充分的说明了群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2.2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表现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其中，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民政部财务司有关人士表示，上述数据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为去年上半年我国发生旱灾、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捐赠热潮，而今年则较为平静。但是，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4万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而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124万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220万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756万元，两相比较，差距巨大。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有深圳市红十字会。述两家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不无关系。三、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原因分析从法律的高度来讲，红十字会本身属于国家机关，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3.1法规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在中国，有专门针对红十字会的单独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香港地区则有《香港红十字会条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该法中并未明确提及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办法。从而在法律的高度有着先天的缺失。相对于大陆，香港特区的红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具有相当的公信力，透明的财务支出让捐赠人知道自己所捐赠款项的去处。[1]而在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人民发现全国各地给灾区捐款绝大部分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慈善捐款和财政收入之间被人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对慈善捐款的过分掌控，让民间慈善组织难以找到发展空间。以现在国内情况来看，如何定位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提出，我国的慈善组织往往因为和政府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获得的发展机会不同。离政府越近，往往资源越多，发展越好；离政府越远，往往得不到支持，资源匮乏，举步维艰。她认为，政府应该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替代民间社会，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社会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事业被腐败的官员所利用。”民间公益组织的正常发育，需要《捐赠法》《慈善法》等制度为保障。这等制度固然制约民间慈善事业的“从业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约行政与司法权力，明确公权对民众的责任，以保障民间公益组织的合法地位与权益。中国红十字会有专门的法律，即《中国红十字会法》，据该法律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这样的监督机制看似严密，却并不能让公众满意。[2]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