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看得见的正义”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合集五篇].docx

勿让“看得见的正义”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合集五篇]

第一篇：勿让“看得见的正义”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勿让“看得见的正义”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内容摘要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始终追求以“看得见”的方式，完成宪法赋予的伟大职责和神圣使命。笔者立足公诉视角，通过分析现状，剖析成因，提出解决“看不见的非正义”的个人思考。关键词正义公诉建议一、“看得见的非正义”与“看不见的非正义”的现状及原因回顾过往，社会公众“看得见的非正义”现象依然记忆犹新。现实屡屡提醒我们，在很大范围以内，公诉机关“重打击、轻保护”的现象依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从未彻底摒弃，赵作海、佘祥林、浙江张氏叔侄案等一系列冤错案件的曝光，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公众的法治底线，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被不断刷新。另一方面，“看不见的非正义”也不在少数。“看不见的非正义”是指，社会民众无法察觉的非正义部分。举例来说：第一，一部分公诉人员滥用延期、退补程序。延长审查期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程序性措施，本意是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错诉、错判，是防范冤假错案的保障性程序。然而，一部分公诉人员却无故拖延案件期限，“充分用足”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延长审查期限以及退回补充侦查期限，“两退两延”，导致案件久拖不决，严重损害了司法效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第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沦为“走过场”的现象依然存在。公诉人员在审查起诉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应该是带着问题针对性的进行讯问，因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既是为了进一步查明案情，也是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让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自行辩护的权利，为最终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然而，一部分公诉人员为了所谓“提高办案效率”，简化讯问，将事先制作好讯问笔录直接交给犯罪嫌疑人阅看、签字，内容与公安侦查笔录也几乎一致，短短几分钟即完成了讯问，使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沦为形式上的程序。第三，审查证据依赖形式要件，忽视实质审查。集中反映在过于依赖言词证据，陷入“笔录”误区，即过于信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证人在审查阶段的笔录。殊不知，这些笔录均非原始证据，并非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证人的“原音再现”，因为上述笔录均是公安侦查人员根据相关人员的讲述，经过侦查人员大脑处理过后的信息反映，必然留下侦查人员的“思维痕迹”，因为侦查阶段的笔录不能与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如果公诉人员审查证据时一律轻信这些笔录，不去直接当面复核，走访调查，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的亲历性原则，更何况，这些笔录本身也不同程度存在不全面、不准确、不可靠的情形。上述现象的原因，既有承办人员主观上思想松懈、纪律松弛、轻视程序价值之故，也有客观上人案矛盾、缺乏制度监督之弊。二、“看得见的正义”无法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以公开促公正”，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不少民众为检察机关种种公开、公正的正义举措而鼓掌。比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观摩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让人民群众参与“公诉人出庭评议”活动，确保庭审效果；再比如，在不起诉案件的公开听证过程中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等等，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此类措施正是秉持着“以公开促公正”的执法理念，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促进了公诉工作的有序发展。然而，公开了是否意味着全面实现公正？如果以公开的办案程序及形式来看，前面讲到的社会公众“看不见的非正义”现象当然是合法的，在法律程序上很难找出违背程序的地方，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出“程序正义”，然后，究其实质，背后“看不见”的种种能因此而具备了程序正当性了吗？“正义不仅应当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看得见的部分基本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社会公众看不见的部分却偏离、甚至背离程序的正当性，那么“看得见”的正义能否掩盖“看不见”的非正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均实质上违反了法律精神和立法本意，均是对程序正义的实质破坏。三、解决“看不见的非正义”的个人思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仅仅做到公开是不够的。为解决上述“看不见的非正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更新执法观念，提升公诉干警的个人境界。公诉干警应当对法律和工作具有真兴趣，有崇高的信仰，力求完美，锲而不舍。要实现此等境界，当属不易，既需要个人的自律、自强，养成学习的习惯，也需要组织的培养。通过提升个人境界，牢固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其次，直面人案矛盾，优化办案人员的配置。人案矛盾一直存在，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公诉部门均感到人案矛盾带来的巨大办案压力。制定合理的人员配置方案，迫在眉睫。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