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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模式

第一篇：城中村改造模式城中村问题是各地城市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城中村改造不仅是一个拆迁和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我国关于城中村改造方面的法律政策还不够系统，各地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做法也各具特色。深圳模式：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主体开发的模式。政府在改造中起着引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定基本政策，出台扶持和优惠措施。改造的主体为房地产商（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由房地产商筹资开发）、村集体（城中村股份合作企业自行组织改造），以及村集体与房地产商联合。城中村改造资金来源为房地产商、城中村集体和村民，政府在财政上进行支持。改造方式为重建、改建与综合整治相结合。拆迁补偿为以货币补偿为主、产权置换为辅，具体标准“一村一策”。珠海模式：珠海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是由政府引导房地产商改造开发城中村的模式。政府在改造中起着决策引导、制定改造规划、出台改造优惠政策的作用。房地产商为改造的主体，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引入有实力的开发商，由房地产开发商筹集资金完成改造工作。改造方式为拆掉旧村彻底重建，建设商品房和商品房化的安置房。拆迁补偿方式为实物补偿为主、货币补偿为辅，补偿比例为1：1（补偿标准以内）和1：1.2（未达规定面积）。广州模式：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是由政府引导村民自行开发改造、不允许房地产商进入的模式。政府在改造中起着制定基本政策、出台优惠和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的作用。村集体和村民为改造的主体，政府提倡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由城中村自行改造开发，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出资为主，区财政拿出一部分配套资金，不允许房地产商介入。改造方式为重建、改建与综合整治相结合。拆迁补偿方式由各城中村根据具体情况自定。杭州模式：杭州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是由政府统筹改造城中村的一种模式。政府在改造中起着主导和具体实施作用，市政府负责城中村改造政策和规划制定，区政府统一运作、统筹平衡本区城中村改造。区政府为改造主体，区政府享受市政府在土地运作方面的部分权限，统一运作、统筹平衡撤村建居村的全部集体土地，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后，由政府招标建筑公司建设安置村民的农转居多层公寓，部分地块用于出让以解决建设资金平衡需要，土地出让金的35%上交市政府，65%返还区政府用于全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方式为城中村居民原房屋评估定价，按建安价折抵购买新建多层公寓。城中村改造资金来源统一在区级城中村改造资金专户中安排，由各区政府“区内调控、自求平衡、包干使用”；各区城中村改造资金包干使用后有结余的，用于其他撤村建居村的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和本区内撤村建居范围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篇：“城中村”改造的杭州模式所谓“城中村”，从狭义上讲，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讲，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城中村”作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产物，从地域角度看，主要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城市范畴，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从社会性质看，仍保留了传统农业的因素；从产业业态看，主要以从事工商业为主；从与城市的关系看，是位于城市市区却带有农村性质的一种特殊社区。新世纪以来，杭州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期，但郊区化现象也随之悄然出现，形成了集聚城市化和郊区化二元并存的局面。杭州“城中村”的出现，就是这种城乡二元并存局面的典型产物。“城中村”的“村民”从居住区域、职业范畴角度看，都已完全城市化，但在土地规划、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尚存在诸多深层次的城乡差异，形成了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混合社区”，成为城市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之间的“灰色地带”。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关部门和相关城区的紧密配合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抓住重点，因地制宜，完善措施，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成效明显，形成了符合杭州实际的“城中村”改造体系，为其它城市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厘定与剖析杭州“城中村”的定义及分类。杭州“城中村”是指在杭州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杭州6个老城区23个乡镇、280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撤村建居村都未经整体改造，名义上具有城市的性质，实质上仍是乡村，也就是所谓的“城中村”，其余未撤村建居的村，也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城中村”性质。由于形成时间和构成因素的差异，杭州“城中村”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荣市区、已完全丧失农用地的村落，称之为“全融入型”，如西湖区的武林村、九莲村；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保留少量农用地和独立农居点的村落，称之为“半融入型”，如古荡的古荡湾村、三叉村、景芳村；三是处于远郊、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