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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问题

第一篇：基础问题设计反思录一余姚某三层联立式住宅,共四幢.因靠近附近居民住宅而无法使用沉管灌注桩,故采用筏基.其中二幢建至二层时,最大沉降已达九厘米,沉降差已超过规范规定.现已采用锚杆静压桩补强.具体数据见附图.按规范规定,该工程可不作沉降计算.但我们(我与浙江大学朱向荣)认为,低层建筑是否进行沉降计算,实际因素似还应包括:1.虽然业主一般不会提出沉降要求,但对于联立式住宅等高档建筑,最终沉降似应小于十厘米.2.建筑物的体量.显然体量越大,沉降控制要求应该越严.3.压缩模量的大小与软土层的厚度.我们的初步想法是,较厚的流塑—软塑状软土,压缩模量Es小于3Mpa,似仍应计算沉降.其实,沉降计算并非难事,算一下沉降总不会错的.主要困难可能还是在正式设计前,通过沉降计算来进行优化设计.如上述联立式住宅,因某些原因不能采用沉管灌注桩,则最合适的基础似应为箱形基础和沉降控制复合桩基(逆作法锚杆静压桩复合桩基).由此可见,有时优化设计反而将增加造价,但降低了风险.设计反思录二：对地质勘察报告的正确判读问题不能完全排除地质勘察报告数据出错或不够全面的可能，因此存在对地质勘察报告如何正确判读的问题。现举三例试说明之。1。勘察报告未提供各种桩型的沉降估算。路桥某二层厂房，根据勘察报告建议采用21m长沉管灌注桩，静载试验合格。但建成后尚未投入使用，两边墙面已出现对称的贯通墙体的斜裂缝。而同一厂区采用三十余米长桩的六层办公楼则无恙。该地质监站工程师说，此地多层建筑采用三十米左右长桩较可靠。该工程设计人员事先未考虑收集本地经验，又未进行沉降计算，确乎有点象“盲人骑瞎马”了。2。勘察报告符合规范规定，只是未建议对采用天然地基的低层住宅控制沉降。余姚某三层联体式住宅的勘察报告给出持力层的fk=80kPa，下卧层的fk=60kPa。并建议若由于靠近民居而不能打桩的话，则可采用天然基础。但建至二层时实测平均沉降已达70mm，最大沉降差37mm已超过规范规定。于是停下来采用锚杆静压桩按复合桩基补强。该工程设计人员对勘察报告判读失误的原因在于，未注意高档住宅的最终沉降应小于10cm，而当土的当量模量小于3Mpa时欲采用天然基础，仍应计算沉降以便判断能否采用天然基础。更何况该工程的基底附加压力62.2kPa已远远超过该处下卧层淤泥质粘土的结构强度了。3。勘察报告的数据局部出错。上海松江某二层厂房，根据勘察报告提供的各土层桩侧摩阻力与桩端阻力计算得单桩承载力为500kN；但打完桩后静载试验所得单桩极限承载力仅为500与750kN。于是重新进场补桩。再由勘察报告提供的双桥静力触探数据，按“JGJ94-94桩基规范”的（5.2.7）式计算得到的单桩极限承载力为790kN，确与静载试验所得单桩极限承载力相近。由此可见勘察报告建议的各土层桩侧摩阻力与桩端阻力有误。然而勘察报告永远不会忘记指出，单桩承载力应以静载试验结果为准。何况勘察报告提供的双桥静力触探数据并未出错。该工程设计人员对勘察报告判读失误的原因在于，既然你为了满足业主抢进度的要求而同意先打桩后进行静载试验，那么为了规避由此而必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去正确判读勘察报告提供的数据了。舍此别无良方。以上所述的几点教训，希望对同行有所帮助。设计反思录三：上海地区复合桩基历史点滴《复合桩基设计和施工指南》（龚晓南主编，2003年，人民交通出版社）指出，上海地区于廿世纪三，四十年代建造了包括上海外滩沿江建筑的一系列高大建筑物，其中许多采用桩基（大多数用洋松木桩）。而当时桩基础设计计算方法是：承台下土体承受每平方米八吨，余下的荷载由桩群允许承载力承担。与近年来许多“桩土共同工作”的研究者提出的种种方法相比，上海廿世纪三，四十年代设计方法的计算用桩量是最少的。这些已稳固地站立了六，七十年的老建筑的工程实践表明，问题可能是我们的设计理论不完全符合实际。我幸运地接触过一些老建筑数据与老工程师的经验。为了不割断历史，现将偶然收集的上海地区三，四十年代复合桩基的四个工程实例提供给同行，希望有点用处。上海沪南冷库一库，建于1932年，八层无梁楼盖，活载为10~15kN每平方米，片筏基础，采用18。288m长的洋松木桩共约650根，桩端位于Es=3.56Mpa的粘土层。该冷库一直使用到九十年代，现已改建为旅馆。基础图与地质报告见附图。上海沪南冷库二库，六层，活载为20kN每平方米，条形基础，采用3.66m长的楔形木桩。使用情况一直良好。基础图见附图。顺便说，采用这样长度的短桩，现在简直难以想象。上海东海大楼（即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所在大楼），原名“迟淑大楼”，由著名犹太人哈同建于三，四十年代。六层，八十年代加二层。条形基础，采用6.1m长的木桩。又是一个现在难以想象的复合桩基。上海河滨大楼，位于苏州河边，4.5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