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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有字却无声散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岁月有字却无声散文对我而言，城月圩在祖国数以千万计的乡镇中，是我最熟悉的一个。我人生的行脚，曾有近十年的岁月，在此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无数足迹。我曾无数次肩挑薯丝干、煮熟的番公薯，或发春水时在夜间捕捉的青蛙，从我插队的村子起程，沿着红土地上的牛车路，步行十余公里，到城月圩卖。所得三五元钱，已足以让我安心而又开心几天。每当我卖完货物，手头有了那么一点点钱之后，必定象天底下所有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样，首件事便是走进供销社，在书架上挑挑选选。实际上是这本偷偷看几页，那本眼扫几行，以满足自己永难遏止的求知欲望。如此留恋书架一两小时后，便视自己当时的“贫穷或富有”，买一本鲁迅先生著作的单行本。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每本定价一般是三四角钱，低者不足三角，单行本最高者是一本《坟》，定价0.86元。我一本本地买，直至1976年才基本买齐。1976年，那巳经是我下乡插队的第八年，与风雨雷电、超负荷劳动、赤足奔走于布满麻石、荆棘、蛇鼠蜈蚣蝎子出没、群蚊嗡营嚷饿而极尽人生艰辛的八年。将图书放在供销社卖，与烟丝、糖波酒、油盐酱醋为伴，也是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做法。对此，我不知道当时那些革命前辈、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贵们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怎么想，反正按读书人的传统习惯，必定认为大煞风景。当然，那时谁敢作如是想？给水缸你做胆都不敢。圩上没有书店，能在供销社买到书，反而也觉得挺好，很方便。左手紧抓住一根竹扁担，右手握一本鲁迅著作，精神上有了一种寄托，似乎灵魂也有了依归，感悟到还有丝丝缕缕人性的温暖涌上心头，也就踏实了许多。喜滋滋从供销社出来之后，又欢欢喜喜到猪肉、牛肉、狗肉、咸鱼、蟹汁、熟食混合之行，花一角钱吃上一碗稀稀的葱花牛肉粥。当我坐在牛肉粥摊前的小板凳上，双目环顾时，一种独特的谋生方式，让我十分诧异。只见一个50开外的汉子，衣裳破旧，左右侧腰各系一草袋，左手臂亦系一装有烟丝的小草袋，手握两三支点燃的麻杆，右手臂挽三支水烟筒，即我们粤语所称的大碌竹。他不停地围着肉案、鱼摊或别种摊档转来转去，给人递烟筒，递烟丝，递火。当那些小生意人吸烟之后，卖肉的会切一小片如眼镜片般薄的肉往他系在右腰上的草袋扔，卖鱼的给他扔一条细细的小鱼，卖五谷杂粮的往他左侧的草袋扔个薯芋之类，没东西好扔的抽了若干次烟后，便给他一分钱。鱼鱼肉肉全混和在一起。他另置较大的两个草袋于显眼的柱脚边，收获的东西多了就倒进大草袋中，谁也不会动他的。这种现象持续了很多年。我被招工回城后，因单位有一锯木厂在城月，我每月都去统计数字，那时已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也得以初步改善。我曾有意去寻那个给人递烟简博零碎的人，却再无踪影。我在城月这个地方留连的时间，少说也有三五百天。它既是我谋生之地，也是我的伤心之地，更是激发我咬紧牙关默默地用功，努力拼搏，顽强奋斗之地。我在廉江中学读书时，因为无家可归，生活费由大哥从海南寄回。爱我疼我的声棠叔公偶尔从安铺卫生院上县城开会或公干，到学校找我见见，给我三两块钱。或有时候，我到姑姑家坐一会。除了寒暑假，我都宅在学校，因而得以认识很多老师的儿女。或许是天性善良，性格随和，口呱呱能说会道使然，周末的夜晚或星期天，那些小屁孩如跟屁虫，总喜欢缠住我给他们讲故事。连校长李承煜的女儿李嘉、书记麦罗生、副校长曹伟雄的儿女也不例外。这些小屁孩有十余个，其中有一大眼妹傅萍，是高中化学老师的女儿。我初一时，她才上小学三年级。我初中毕业她小学还未毕业，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她当了威风凛凛的红小兵，跟着那些红卫兵助威呐喊，清四旧，烧旧书，象戏剧中那些跑龙套的一般，“出头先，死在前”，呜呜呵呵地大呼口号，喉咙都喊破。也就是说，论文化，她只是个小学毕业生。1968年11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李嘉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傅萍同我一样到农村插队，就在城月附近的石塘大队。她当时还未满16岁。下乡的头几年，或许是中学时代那段生活因缘所系，我们互有来往。那时候，她视我为兄，有时我们在城月见面，待我卖了薯干或番公薯又或青蛙之后，就一起进供销社看书，或在城月唯一的那条街上走走，又或到牛肉粥摊前坐坐，吃上一碗稀稀的葱花牛肉粥，就象如今的青年男女逛超市吃啃德鸡喝咖啡叹世界一般，其乐无穷。那时她已出落成身材高挑，青春靓丽的女子，让过往行人对她提高了回头率，而我被晒得又黑又瘦，破帽遮颜过闹市，她却不赚我老相寒酸，不管路人如何侧目，依然挺起脊梁，直视前方，傍我前行。有时候，她也会约上三五个男女同学，向当地村民借足单车，一人一辆，先在城月买上一刀猪肉或一团牛肉，两三斤豆腐干，一两斤咸鱼，再沿着海安通往湛江的公路，一路向北，到了广丰糖厂，再沿着牛车路进我插队的红土村。在热热闹闹，咭格大笑声中，吃过午饭之后，她就会翻我那两小箱书，拿出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