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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第一篇：我们该如何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该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中国环境报记者刘晓星“罗代表，你今年关注啥问题？”“继续关注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法》去年底不是进行了修订吗？”“对，但还得不断完善。”这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罗胜联、兰念瑛同桌吃饭时的对话。对于罗胜联的一番话，来自江西农村的兰念瑛点头赞同：“我们村附近山林茂密，林中生存着大量野猪，村民们刚种的红薯、萝卜等农作物，半夜就会遭到野猪‘清洗’。村民补种后，还是会继续遭到破坏，让大家无可奈何。”针对兰念瑛所说，罗胜联认为，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野生动物保护界限必须要明确界定，既要保障野生动物的生存，又要防止野生动物对人类的侵害，更要防止人类借口有这种侵害行为的发生而对野生动物大开杀戒。自《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和罗胜联、兰念瑛一样，不少代表委员围绕如何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人们该怎样与野生动物相处？围绕相关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关注1驯养繁殖能否真正达到保护目的？研究表明，当初立法者所期望的“驯养繁殖以利保护”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在业内人士看来，《修订草案》虽然提出了“保护优先”的原则，但在具体规定中依然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并在具体条文中多次提及“利用”，这也是目前各界争议最多的一点。为何在时代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大不相同的今天，立法依然沿用了“野生动物是一种资源”、“保护是为了利用”理念？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表示，这是因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包袱很沉重”。周珂指出，早在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制订时，由于当时政府没有能力投巨资建设野生动物保护区，因此这种“驯养繁殖以利保护”的思想就成为那个阶段的权宜之计。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了整个《野生动物保护法》，把对野生动物的开发和利用明确写入“总则”之中，而且也在部门法与实践中得到了落实。“比如全国数百家与自然保护区并存的狩猎场的出现，再比如各地存在的野生动物商业性人工驯养与养殖项目。至今在某些高校，仍然将‘狩猎场的建设与管理’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教程的关键内容。”周珂说。那么当初提出的“驯养繁殖以利保护”的方针，对于野生动物野外种群的保护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研究动物伦理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表示，她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商业性的人工驯养繁殖并没有实现对野外种群进行保护的目的：黑熊、丹顶鹤和东北虎等人工驯养繁殖的“大户”，近年来野外种群数量仍在持续下降。据介绍，黑熊、丹顶鹤与东北虎都是由于保护而进行人工驯养与繁殖的明星物种，但是中立的研究表明，对这些物种的商业性人工驯养繁殖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长白山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朴正吉对1986年~2010年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熊与棕熊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目前黑熊数量较上世纪80年代下降了93.4%，棕熊种群数量下降了38.8%。黑熊与棕熊幼体所占比率极低，说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黑熊与棕熊的自然繁殖力很低，两种熊种群均处于濒危状态。同样，对丹顶鹤的研究也表明，目前无论是从其种群动态，还是从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栖息地状况来看，丹顶鹤的大陆种群也面临严峻的威胁。长期进行野生东北虎研究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也表示，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东北虎的养殖，现在人工圈养下的东北虎有6000多头，驯养繁殖技术已很成熟。但事实上，人工繁育驯养对野生东北虎保护的贡献非常小，“原本建立驯养繁殖中心是计划通过人工养殖保存东北虎的基因，可由于繁殖个体数量众多，缺乏长期科学的基因谱系的记录，导致基因混杂。”这也就是说，对野生动物近30年的大规模、商业性人工驯养繁殖，并没有像当初立法者所期望的那样达到保护野外种群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郭鹏认为，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每个野生动物个体在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生存本领及对环境的适应性，都是人工繁殖的个体所不具有的，它因此是不可替代的。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商业性的利用极大地刺激了盗猎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盗猎野生动物的成本比人工繁殖与饲养的成本小，并且真正野生的动物比人工饲养的动物更受市场欢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可以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但哪些野生动物可以驯养繁殖，驯养繁殖的主体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解焱说。辽宁省沈阳市爱鸟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周海翔曾在东北地区的农村集市上看到一些商贩公然出售毒鸟药和捕鸟夹，他无奈地说：“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明确禁止使用毒药猎捕，却没有明确规定制造和销售毒药、猎捕工具属于违法行为。这为许多上游行业获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为非法捕杀野生动物提供了条件。”“如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