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精编.docx

我的故事

第一篇：我的故事艰辛篇我一九七六年八月出生于四川平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一年对于共和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家里没有收音机、电视机，更不要说网络，听父母说：只能听到村子里的广播在时刻播放哀乐，很多人扎着白花，心怀恐惧，有“天塌下来”的感觉。我的父亲是两兄弟，我的爷爷在1959年这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偷了村子里一个姓苟的村干部的羊被送进了监狱，由于我的爷爷三十而立的时候才喜得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弟弟，由于在监狱里的时间呆得太长，想孩子们疯了，抢夺狱警的枪，被枪毙，连尸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后人都无从知晓，我的奶奶由于受不了我们村村干部的压迫额排斥，又带着我父亲的弟弟远嫁他乡，给我父亲留下了两间可以风中摇摆的木架房子和一张破烂不堪的桌子。记忆中，我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夜里刮风下大雨，我和妈妈偎依在木架的房里的墙壁上，我们整夜没有睡觉，后来妈妈说，假如房子要垮，我和孩子必须死在一起。和我们住在隔壁的是我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在一个夏天，由于我们的房屋周边杂草较多，经常出现蛇，一天晚上，我很早睡了，当我妈妈来睡觉的时候，看见一条蛇在我的铺里爬行，我妈妈胆子很小，不敢去打死这它，后来还是喊我隔壁的大爷爷用棍子打死的，我的大爷爷非常的爱我，我们家由于劳力较少，父母要下地干活，每天午饭和晚饭都比较晚，甚至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他吃饭的时候，没有忘记我，总是会用一个小碗给我盛点饭，放在门槛上，后来他去世的时候，我哭了，直到现在我还深深的怀恋他的。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用声音喊人全村人都能听见。平时哪家有事就在空旷的地方直接喊姓名就可以了，村子里常住人口不过二百来人，但大大小小的分布着五个宗族大姓。如遇红白喜事，全村老小相互帮忙，父母是忠实的农民，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披星戴月地在黄土地里劳作，以此想换得温饱的生活，但事以愿违，所挣的收入，基本交给了当时的公社，一年半月难吃上一顿肉，难吃一顿饱饭，童年时代的我最盼望那家有红白喜事，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母亲与其他人一样淳朴中具有严厉，同样喜欢粗暴的管理方式，记得小时候由于家庭劳动力比较少，我在4岁的时候和同伴一起就开始放牛、割草，协助妈妈做饭，我拉“风箱”，（风箱指农村土灶，吹火的一种工具）有一次，由于我发牢骚，把拉风箱的凳子摔坏了，母亲的狠狠的打了我一顿，甚至还让跪着承认错误。事后，妈妈背着我悄悄的哭了，我的父亲喜欢儿子，（直到现在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父亲都特别喜欢我的儿子，）从小就很少打骂我，甚至妈妈打我的时候，爸爸还经常和她吵架，他常常以批评教育为主，因此小的时候，爸爸就成了我的保护伞。1978年党召开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但有些政策，在部分偏远山区还未能落实，基本还是实行毛时代所谓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造成很多人面黄肌瘦、吃大锅饭，）因此我们家庭依旧未得到好转，仍然过着上顿吃了盼下顿的生活。1980年我妹妹出生，刚好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那个时代由于人口较多，国家较为贫困，多生一个孩子叫超生，那是要罚款的，具体为什么要罚款，年幼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很多农村妇女，为了逃避罚款东躲西藏，有些生了孩子的家庭，没钱就被政府就是卖猪牵牛，因此，我的妹妹是比较幸运的被罚款200元，现在看来200元钱不算多，但是当时对于一个一碗面条只卖5角的时代，这毫无你问给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妹妹由此营养部良，夜里常常哭啼，同村的好心人，家庭劳动力比较多的，给我们送来了少量的米、面，给我们家庭实施了救济。但是，当时也有人当村干部的逃避了计划生育，为此我的父亲神情在我们面前更加严肃，穷人始终感觉低人一等，没有人能够瞧得起，我隔房的大伯，是个乡村教师，80年代工资就有30多元，他有个干儿子和我们同村也是同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木匠，家庭条件比我们家好一些，我们经常在一起耍，一次在街上，隔房的大伯拿了3分钱给他买了麻花，而我在旁边只有眼巴巴的看着，我的母亲没有让我失望，也给我买了，因此我成家以后，非常感谢我的母亲，随时都把她接在我身边的。我们老家离街道比较远，往返需要至少两个小时，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惠民政策的普及，农民生活水平开始有所好转，同时也要求为国家做贡献，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统购粮”，在粮食产量极度低下的状况下，农民们在田间把粮食收回来以后，打扫干净，还不得不大背小背的送往粮站，我家也不例外，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上午和父母在田间把稻谷背回来晒干，打扫干净，在炎炎烈日下，又背了几十斤稻谷去粮站交统购，粮站的工作人员用一个铁锹拗点出来，看了，说有壳，喊我有倒在风车里把壳壳吹掉，之后，未能发现有多少壳，又送去称秤，工作人员又拿几颗稻谷用口嚼嚼，说稻谷不干，哎，又得去重新去晒，几经折磨，人已疲惫不堪，但是没有办法，身在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