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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

第一篇：我读张爱玲我读张爱玲·郭为·张爱玲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句话概括了张爱玲笔下的世界，一个美好与丑恶无从分离的世界，一个风雨飘摇中求偏安一隅的世界,一个旷男怨女夙夕悲欢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成就了张爱玲清贞决绝的目光、凌厉细腻的笔触。照批评家王德威的说法，张爱玲具有“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张爱玲是那样一个世界的产物，因此不同凡响，影响经久不衰。后来者模仿着张腔张调，却可望而不可及。颇具名气的当代作家苏童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张爱玲有点像法国画家高更和梵高，或者英国作家劳伦斯和康拉德。他们都处于一个时代的末期，对当时的传统有继承，但更多的是变异和颠覆。他们的出现，给身后的时代画上了句号。因此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力远超过代表当时文化的大家们。张爱玲就具有这样的末世情怀——继承、变异、颠覆，对当时的文化与传统虽然无比留恋，却冷静地予以否定。这就不免使我们对张爱玲所处的世界和语境产生好奇。值得读者庆幸的是，张爱玲的散文作品几乎把她的家庭身世、个人生活、写作动机勾勒出全貌。不像她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的诸如《致小读者》一类不痛不痒的文字，张爱玲的散文作品非常personal，读来几乎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虽然张爱玲是以小说家奠定历史地位的，她的散文作品也堪称大家，恬淡且隽永，随意且敏锐，俏皮且感伤。有人说品读张爱玲的散文不能在乡间阡陌，不能在小桥流水间，最适合的莫过于夏日的午后，坐在飘荡着古老爵士乐的咖啡馆里，独自一人捧着咖啡慢慢品尝，让张爱玲带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年代，去领略两个令我们心旌摇曳的城市——上海和香港。我的这个读书笔记系列，暂且抛开张爱玲的小说不谈，仅尝试集中从几个侧面通过她的散文去体会张爱玲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所生活的世界和她关注世界的眼光。张爱玲一九二零年生于上海，奶奶是大清李鸿章的女儿，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末代贵族了。她从小就在新旧两种力量之间身受挤压。父亲是抱残守缺，碌碌无为；而母亲很新潮，身为小脚女人，却不甘做男人的附庸，向往自由，最后实践了“娜拉出走”那一幕，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的一员，后来主动离婚，与旧势力彻底决裂。代表新旧两种势力的母亲和父亲都给张爱玲以极大的影响。由于母亲长年在国外，来去匆匆，与张爱玲团聚的时间并不多，遥远而神秘。因此张爱玲对她并不觉得十分可亲。她在《私语》中回忆：“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母亲的留洋，给了张爱玲对自由莫名的向往和海阔天空的想象：“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张爱玲回忆母亲这样教过她绘画：“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这段话给张爱玲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是西方美学给张爱玲的第一次冲击。这不仅仅是涉及色彩和构图的技巧，而且引深到创作心理学中的“距离感”。张爱玲从小就表现出绘画天赋，还曾为自己的作品配插图。曾有过“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的梦想。虽然她最终没当成画家，但在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把握却得益于母亲帮她培养的艺术感觉。“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父亲的影响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父女二人曾不止一次地一起切磋《红楼梦》，这是张爱玲最接近父亲的时刻。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自己“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而母亲则在当代文学和西方美学上使张爱玲受益匪浅。她这样回忆和母亲一起读老舍的小说《二马》：“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张爱玲的童年是孤独的，文学给了她慰藉，但内心却像无根的浮萍。母亲多少能使她感受到亲情，但又很少在她身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