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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日关系-读书笔记范文大全

第一篇：战后中日关系-读书笔记《战后中日关系》读书笔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表述中日关系的用语。中日人民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基调。这两个主调和基调，是研究者和学者们的主要论调，也是中国官方的一贯表态。刘建平所著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对大众习惯性的观点和思维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另外的阐述和判断。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是，“正常”的中日关系背后，其实有着“不正常”的历史和现实。比如，中日关系经常因为二战、靖国神社、东海、钓鱼岛等问题而出现波折、恶化，出现“不正常”现象。作者把此类现象或状态称之为“周期性恶化”问题。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未进行严肃的战争反思，却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工具而获得了实际利益。也正因此，所以日本政府从未真正反省过自己的战争行为，并趋向于否认自己的罪行，进行自我美化，继续对中国报以蔑视和敌视，前有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后有否认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事件。当我们被教育着历史不可忘却，但是要懂得宽恕与原谅时，日本的百姓却被告知他们是被诋毁的，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这也是为何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仍出现周期性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上来，作者首先对中日关系之现实做了毫不遮掩的评价，指出所谓“人民友好”早已失去了统计学支持，两国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反复恶化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显然是对国内官方舆论对于战后中日“人民友好”宣传的质疑：双方已经诉诸互相咒骂，那又何来“友好”？要回答这一问题，自然要回顾历史。然而作者接下来更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在这段历史研究上的问题所在。无论是中方的“人民外交”叙事路线，还是日方偏向推论和臆测的“社会科学方法”，都不足以阐释两国关系演变的真实动因。因此，唯有以实证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历史，并给予逻辑整理，才能得出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全书所述历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认识与策略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止。其写作的逻辑脉络正是“日本人民”这一概念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战后对日“以民促官”的外交思路的形成，还是“政治经济不可分”与“政经分离”原则的较量，乃至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关于“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的抉择，都受到“日本人民”概念的影响。作者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向读者道出了这一概念的由来。所谓“日本人民”，并非日本人，也不是日本国民，而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受到日共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与中共友好的日本人士”的概念化表述。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即国际共产主义斗争形势和日本被美国单方面占领后保守政府的反共特性，决定了中国无法与“日本政府”建立正常沟通，因此转而构建一个“日本人民”作为沟通对象的现实考虑。“人民外交”推动“以民促官”直至“邦交正常化”的说法均是从此衍生而来，也是中国以往史学界对于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叙述主线。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却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虽然中国方面以释放战俘和帮助遣返日侨的行为释放善意，但却始终无法改变日本政府的顽固立场，甚至受到“国旗事件”的侮辱，这又让人如何对人民外交给予肯定评价？究其实，“日本人民”的概念不过是基于想象而缺乏实在感。由于无法与自己意识形态敌对的政府沟通而转向对自己友好的“日本人民”及其代表日共，以求这部分势力能够建立一个与自己平等邦交的“民主日本”。这一愿望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其能够影响日本政府促成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是“人民外交”的内在逻辑。可事实是“日本人民”既无明确社会特征，也乏足够政治力量，根本无力改变冷战格局下被美国扶持的保守政府。另一方面，中国号称与“日本人民”友善，但其给予的利益却同时被日本政府所享受，如果不给予利益，又无法贯彻友好论调。于是中国便陷入首鼠两端、无所适从的矛盾，而日本政府却能一边享受利益，一边继续贯彻反华政策，否认中共政府的合法性。在亚洲这个美苏对抗的次格局上，苏联无力相抗美国而为了自身利益抛弃中苏同盟单独对日媾和，陷中国于不利。这种局面，是“人民外交”所难以解决的。如今，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后两国在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以往埋藏的问题便重新以“民族仇恨”的形式凸显，这便是历史的真相。可惜的是，面对这种形式，中国的政界和史学界却依然在重弹“中日人民友好”的老调，仍然沉溺于“友好的日本人民和不友好的右翼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却殊不知无论是“日本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已经不再接受这样的说辞。有人甚至认为，当年日本不少人明知东北是日本侵略得来，却仍然移民拓殖，足以见其并非无辜。这种说法固然过于苛刻，犹如认为解放前在国统区任职的公务员就是反动派一样，但其背后却已经凸显了民众对于主流舆论“友好论”的质疑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史学界有必要对以往的史观过于意识形态，过于政治化的弊端进行反思。值得欣慰的是，从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