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docx

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

第一篇：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日本所张进山一、引言在国与国的相互交往中，因某种原因、目的或需要，在某一时段内以民间形式从事某种交流的个人或团体屡见不鲜。而像战后中日之间长达50余年的民间交流那样，发展成为一种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谋求彼此长期和平友好、共同繁荣为目的的有组织、有系统、有特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不仅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也实属罕见。这种被誉为“民间外交”、“友好运动”的战后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植根民众，经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动和发展势头，在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特殊作用。在人类社会业已步入21世纪，中日复交迎来了30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半个世纪里中日民间交流的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分析其背景，找出其特征，归纳其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二、特征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时空虽为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但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处于美军占领之下，需依法接受国际上的战后处理，而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又进入国内的解放战争，因此，受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两国的民间交流并非真正的自战后马上开始。确切地讲，它是始于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在过去的50多个春秋里，中日民间交流已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江河，已由充满荆棘的山间小路变成宽阔坦亮的平展大道。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它架起了跨越海洋的友谊桥梁；为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它发挥了掘进机、推进器的作用；为确保复交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它又起到了润滑剂、平衡器的作用。但50多年间，因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和两国各自国内政情的变化，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在不同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各有侧重，其表现形式和特征也不尽相同。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一)打开关系的摸索期(1949——1960)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中日两国本应基于平等的地位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日缔结和约，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同蒋介石签订“日台条约”，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推行反华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给发展中日关系设置障碍，致使两国一度处于没有任何往来的完全隔绝状态。在此情况下，为启动中日交往的大门，两国的民间交流开始了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之路。1.建立组织，集结力量。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基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余年的传统友谊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日本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间率先发起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和中日贸易协会，继而又于10月10日召开日中友协筹备会议，并经一年准备后于19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以期同新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进行友好、文化等交流，尽早恢复中日邦交。中日贸易促进会主要由社会党、共产党的成员及进步学者、工会活动家和企业主组成:中日贸易协会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则是有日本众参两院310多名议员参加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组织，1957年曾增加到418人；中日友协是一个涵盖日本各界及各阶层的全国性民间友好团体，其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全境，1959年即达239个，充分显示了广大日本国民中蕴藏着发展中日友好运动的巨大力量。至50年代末，日本又相继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地方议员联盟、中国归还者全国联络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渔业协议会、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许多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它们的成立，为日后打开中日关系，有组织、有系统地长期开展广泛深入的日中友好运动集结了力量，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有些后来虽已合并、更名或解散，但绝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线，发挥着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2.摸索开拓，曲折前进。5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大致经历了初、中、后期三个阶段。1949年末，日本的中日贸易促进会首先设法同中国的外贸部取得联系；1950年1月与新中国以记帐易货贸易方式签订第一笔委托贸易合同。但由于中方是政府行为，所以，它尚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而真正的中日民间往来，则始于1952年5月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3名国会议员的访华。他们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取道巴黎经莫斯科到达北京，并同中方的贸易团体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3名议员的壮举，不仅打破了日本当局的对华“禁运”，启开了两国间人员和贸易往来的大门，也打开了中日友好的道路。1953年10月，中日签订第二次民间贸易协议；同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协等三团体达成护送在华日侨回国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