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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财政收入概况5篇

第一篇：明朝财政收入概况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财政收入种类：明朝的税种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明代的赋税特点：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第二节田赋与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