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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专题

第一篇：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专题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作者】徐妍【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新时期，重新复出的王蒙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80年代集体记忆的建构。激情与梦想，是王蒙小说80年代叙事的关键词。它们与80年代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共名”关系。但饶有意味的是：王蒙当时的小说明显区别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叠加着王蒙独异的个人记忆。正是这种差别，既提供了王蒙小说从悖论到“清明”的可能性，又让我们重新思考80年代文学的意义。火》（1984年）、《来劲》（1987年）、《坚硬的稀粥》（1989年），都反复出现激情燃烧的诗句。这些句子的微妙和力量主要显现在：在主流文学界看来根本无法避免伤痛的地方避免了伤痛，在主流文学界难以逾越的地方进行了逾越。当主流文学沉湎于历史的伤痛性记忆而难以自拔之时，王蒙小说却以理想主义情怀叙述自己的无怨无悔。当主流文学界徘徊于故事小说与性格小说之时，王蒙率先开启了意识流的心理小说。但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从来没有纵容激情，或者说，充沛的激情始终配合以强大的理性。对于这一点，同是作家的曹文轩分析得非常透彻：“八十年代的中国心理小说，既不夸大本能和直觉，也不轻视客观现实，理性的光辉始终照耀着心理王国，而引起心理产生各种变化的又正是客观现实——心理是客观现实的聚光点和光的折射棱柱。《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莫不如此。”⑦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如是看待“八十年代”：我们付出巨大牺牲不是为了倾诉伤痕，不是为了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怜悯的情感。恰恰相反，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天堂”中，“政治”被解释成一种重新焕发的生命激情，一种与主流文学话语同构的承诺。也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不仅认同，而且先行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譬如：1980年8月，王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王蒙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描述了“八十年代”未来图景：“我觉得随着生活的复杂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它会越来越多要求多线条、快节奏的结构。”⑧这样的观点，在政治刚刚解冻之时，不能不令人叹服其预见力。可以说，80年代文学界的诸种文学现象，王蒙大多前瞻性地有所预见、有所实践。其身体力行的文学实绩正如王蒙在90年代的回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开拓和超越；从突破题材的禁区到改变题材的观念；从主题的丰富和实在到主题的化解；从风格的被承认到风格的难以捉摸；从语言的生活化到语言的艺术化⑨。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王蒙的自身经历不可忽略。王蒙一路从“高处”走过（十四岁入党，解放初期就立下了“职业革命家”的志向。1978年以后历任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自然有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所少有的高度、力量和目光。这种“高处”的视角，使得80年代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虽然与大多数80年代作家一样，书写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但正如“政治家和思春的人写星星月亮不一样”（王蒙语），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在认同于80年代文学界主流话语之时又有所疏离。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除了激情，还有梦想。因为激情与梦想原本为一体。或者说，“天堂中的政治”之于王蒙，与其说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信念”，不如说是一个神圣的“梦想”。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关怀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但也同样追求理想世界的梦想。这样，“天堂中的政治”一方面指向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指向理想主义层面的大梦想。不过，这两个方面并不冲突，而是互相生成。短篇小说《风筝飘带》主人公佳原的一段心理活动体现了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立场：将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个人的梦想统一起来。“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了起来。他们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⑩一对情侣没有获得房子的现实性失落被梦想所填充。这样的例子在王蒙“八十年代”叙事中随处可见。其实，“政治”和“梦想”的和谐关系不仅属于王蒙小说，而且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名。张颐武的一段话语颇能传达80年代的集体记忆：“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大家对于未来并不完全清晰和明确，却有一种对于变革的强烈的共识。当时人们对于文革时代的痛苦和压抑记忆犹新，大家都愿意寻找一个不同的未来。尽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千差万别，但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新的生活的期待，对于未来的承诺都是没有疑义的。那个„起点'确实是让中国人获得了新的可能和新的希望。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最为可贵的一点。那时的物质生活仍然很匮乏，那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很天真，那时的思想和价值很简单。但那毕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的一部分。整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