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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与想象

第一篇：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与想象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与想象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面对腐朽衰残之中国，鲁迅呼唤恶魔一样的摩罗诗人，奋起建立新秩序。20世纪上半叶，“摩罗”诗人相继出现，他们揭露社会丑恶，深情抒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想象，祈望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些诗人对理想中国的书写与想象颇值得关注和分析。一、线性时间叙述模式与未来中国预言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多伴随着对现实中国的挞伐，形成现实中国与理想中国两种叙述并置之势。乍看来，并置意在由现实引出理想，然而，诗人借由并置建构出一种含蕴深沉思想、坚定信念的线性时间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中国、中华指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方土地等意涵皆发生了退居，它被诠释为处于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流中的生命主体，苦难的现实中国是“现时”的中国，理想中国是它的“未来”。郭沫若曾经为“五四”思潮振奋，把“五四”之后的中国想象成“年青的女郎”（《炉中煤》）。如果说像五四思潮这样的国家事件有让诗人憧憬未来的现实基础，那么内忧外患的国家状况则完全不具备构想理想中国的土壤。然而，仍然有一些诗人抒写理想的中国，并坚定地把它放在“未来”时间点上。臧克家的《不久有那么一天》作于1931年。当时本已破败的中国又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诗人热情抒写理想的中国：“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特的变！天空耀着一片白光，黑暗吓得没处躲藏，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赛过白鸽翻着清风，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在诗人的叙述中，黑暗是“现在”的中国，不久后的中国光明和平，这种叙述暗示由黑暗到光明和平是中国的一个时间旅程。力扬《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创作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当时许多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失望，诗人却提议大家应该为理想的中国歌唱，诗人写道：“当黑夜将要退却，而黎明已在遥远的天边/唱起红色的凯歌――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当严冬将要完尽，而人类的想往的春天/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我们为什么不歌唱！”诗中把现实中国比作黑夜、严冬，把理想中国比作黎明、春天，黑夜退却将是黎明，严冬过后必然是春天，这两组意象强调了黑暗、严酷的现实中国的“现时”性，预言未来中国是如春天般的理想国度。在看不到希望、即便是憧憬未来都会被嘲笑痴傻、当作疯子的历史情境中，强调现实中国的“现时”性，把理想中国定位在未来，这种线性时间叙述隐含着对“中国”的坚定持守，同时，时间叙述弱化了理想中国想象缺乏现实基础的弊端，因为“现时”虽然是已然的存在，但也是必定完结的存在；“未来”虽然尚未存在，但必然存在，什么人、什么事件都无法阻止时间向前，中国必然会由现时走向未来，而那未来在诗人的预言中是理想化的未来。必须指出的是，“现时”与“未来”在线性时间流中表现为前后相继的连续关系。“未来”是现时之后的存在，也是持存的“现时”，生命主体在“现时”阶段的特性特质会在“未来”中保持或部分地保持，所以，对生命主体而言，由现时到未来其特性特质不会如两个时间点转换那样干净利落。现代诗歌对理想中国的预言悬置了这一点，它用时间分割出处在根本相反意义域的中国，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种思维若延续到已经成为“现时”的“未来”则不免堕入流于主观意愿的叙事。二、隐喻书写与未来的理想中国未来的理想中国是怎样的模样？现代诗歌运用大量隐喻呈现出一个个极富体验性、有着浓郁诗意规定性的理想中国形象。郑振铎的《我是少年》诗中，活泼进取的少年热情昂扬地奔向“光明的所在”；徐玉诺《在黑暗里》期望走进“光的范围”；沈玄庐《海边游泳》描绘的理想所在是分不出天与海“只是光明”的地方。除了用光明的所在隐喻理想中国，现代诗歌中频频用黎明、白日、太阳、春日等为理想中国命名。高长虹《黎明》描述现时世界：太阳被“几乎望不见的苍茫”遮蔽，一切都是苍茫，一切都是灰白色分不出明暗。即将到来的理想世界不同于现时世界的苍茫昏暗，它不是暗夜而是黎明开启的光明的白日。艾青《黎明的通知》用“经过一个冬季的春日的黎明”喻说新世界的到来。在对新世界的书写中，艾青不惜笔墨书写“太阳”：太阳发出“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太阳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欢乐，让一切生命在光明中飞翔。现代诗歌中还有其他一些美丽、生机勃勃的隐喻理想中国的感性意象，如周立波《可是我的中华》中理想中华是“山茶花下的金色的年头”，苏金伞《地层下》未来中国是“彩色的节季”、“音响的世界”。隐喻有审美和认知两个维度。隐喻促成的认知，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把一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从而将彼事物的特性施加给此事物，这种替代式的认知注定了与事物的距离。现代诗歌运用隐喻书写未来的理想中国，通过一系列感性意象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