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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杂文随笔

第一篇：直书与曲笔杂文随笔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记录历史的时候，会用到直笔和曲笔，直笔好理解，秉笔直书，无所避忌，《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赵盾的侄儿赵穿，趁晋灵公酒醉时将他杀死。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赵盾认为他很冤枉，听了这话哑口无言，不管内心如何，表面上他没计较这件事。齐庄公与大臣崔杼发生了争夺美女之战。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被杀。太史的二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难道不怕死吗？”太史的弟弟仍要据实直书，崔杼软下心肠，只得放了他。太史弟弟回去时，正遇到南史公执简而来，南史公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没有拦住史官之笔，崔杼叹息：为保全国家社稷担了这个名声，虽是直书，他认为后人能谅解自己的行为。可见，礼崩乐坏的时期，不惧权势，坚持“书法”原则，往往会召来杀身之祸。唐代刘知几《史通》：“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没有史官的认真态度，后人无法了解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不能直白地写，史官们只能以曲笔代替。“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醉心于权利争夺的人们，谁会在意一个学者呢？孔子怀着“礼乐仁和”的梦想，奔波多年，倦极归来，回到鲁国。相传《春秋》是孔子编撰，春秋笔法，也称春秋书法，是他的首创，现多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委婉的表达倾向，也指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亦称“微言大义”。《史记》里，这样的书法也很多，比如在《吕后本纪》里，司马迁成功刻画了吕后的形象。惠帝死后，“太后哭，泣不下”，丞相陈平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掌握南北军军权，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则“太后悦，其哭乃哀”。这些细节，传达出吕后处心积虑培植势力的心理。排除歪曲历史品德低下的人，毋庸讳言，“曲笔”做史绝对不是史学家们的初衷。第二篇：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日：“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两段历史记载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直书的记载。所谓的“书法不隐”就是由此产生。但是史官要真正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要准备以身殉职。尽管如此，许多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以至于后来的司马迁、干宝、崔浩等等一大批优秀史家皆是如此。东晋史家干宝撰《晋纪》时，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直言，受讥朝士。”虽如此，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