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聊斋志异》.docx

第七讲《聊斋志异》

第一篇：第七讲《聊斋志异》第七讲《聊斋志异》传统的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清初，出现了集大成之作，这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远祖蒲鲁浑为元代般阳路总管，其后代于元亡时易姓，明初又复姓蒲，故有蒲松龄为蒙古族之说。松龄之父名槃，学识渊博，但困于童生，终因家贫而弃儒经商。松龄自幼聪敏，博览经史，有文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亦热衷科举，19岁（顺治十五年，1658）考取秀才，他的文章受到主考施闰章的称赞；但此后则屡试不第。31岁时，应聘为同乡进士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代为书札、告示及应酬文字。这与他的性格和志向是相违的，因此仅一年即北归故里。此后，便开始了他的长达40年之久的设帐教书生涯，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同县乡宦毕氏家中作塾师。毕家藏书万卷，与四方名士多有交往，这为蒲松龄读书写作和交游提供了条件。此后四十年间，蒲松龄多次应举，但终不第。他每每顾影自悲，“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耗尽了他的生命。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辞馆归家后，生活凄苦，76岁去世。贫寒的境遇，使蒲松龄接触了下层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长期的设帐生涯，又使他观察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接触到各种人物；屡试不第的经历，更使他对社会生活，对文人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体验。这一切，正是他能够创作出不朽的《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蒲松龄一生著述甚多，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文、词、戏曲、杂著、俚曲等多种样式的著作，并结集传世。《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这充分说明，《聊斋志异》是在广泛搜集民间故事、传说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全书共四百九十余篇，在作者生前即以抄本传世。近年中华书局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较为完备，共491篇。二《聊斋志异》的思想倾向蒲松龄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有深切的体验，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聊斋志异》正是作者借鬼狐花妖故事寄托“孤愤”的作品。王士祯曾为《聊斋志异》题辞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说是“姑妄言之”，却道出了《聊斋志异》的主旨。王士祯与毕际有关系密切，际有及其兄际壮之妻皆为王士祯的从姑母。通过毕际有，蒲松龄与王士祯颇有交往，王士祯对蒲松龄有很高的评价：“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淄川县志》）因此，王士祯的这首题辞，应看作是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不仅十分器重而且十分理解的知音者的评析。蒲松林之所以“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就因为“人间”的丑恶太多了，由人类组成的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而被人类视为“异类”的狐妖鬼蜮却比满口仁义道德的“人类”善良得多，美好得多。乾隆年间曾帮助赵起杲整理刊行《聊斋志异》的进士余集（字蓉裳，号秋宝）在《聊斋志异序》中说：“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这恰恰是渔洋题辞的注脚。既然人世间的“服声被色”者比“鬼蜮”、“豺虎”还不如，而“异类”却又“有情”、“尚堪晤对”，那么，《聊斋志异》对鬼狐花妖的赞美，正是对世间丑恶的鞭挞！蒲松林笔下的很多狐女形象，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往往显示着纯真、善良和有才干的人格。《婴宁》中的婴宁，天真憨直，爽朗任性，时时都会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甚至在婚礼时，也因笑极，不能俯仰”而作罢。她真诚对待自己的丈夫，如实告诉他“妾本狐产”；她对抚养过自己的“鬼母”，也极尽子女之道；与此同时，她也无情地惩罚了那个淫邪的“西邻子”。《娇娜》中的娇娜，是个绝世美丽的狐女。孔生重病时，娇娜以自己的高超的医术竭力医治，而且作者还特别强调，在治病时，她的美丽就足以使孔生减轻病痛。后来，当孔生为救助娇娜一家而被雷击致死时，娇娜表现了极其真挚的情义：“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于是又一次救活孔生。这些美丽、纯正、善良而有才干的狐女，都是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爱而塑造成功的形象。作者赞美她们，歌颂她们，正表达了对人世丑恶的大胆的否定。这个否定，就是对明末清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深刻的批判。这是贯穿于《聊斋志异》全书的主题。《聊斋志异》还以一些生动的鬼狐故事，曲折地甚至是直接地揭露和嘲讽了封建政治，特别是帝王官绅的罪恶。最著名的《促织》、《席方平》等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吕毖《明朝小史》载：“宣宗酷好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