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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第一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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