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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山语

第一篇：聆听山语聆听山语——山西大学讲述着属于她的华丽篇章······迈进山西大学的校门，我感到我的梦想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书香气息，深厚悠远的文化底蕴，“求真至善，登崇俊良”，“勤奋严谨，信实创新”，“中西会通，自强报国”······山西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百年老校。1902年5月8日，在令德堂（1883）与晋阳书院(1530)基础上，利用英国庚子赔款的五十万两白银，成立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一道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是中国最早真正实现中西贯通的大学，也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最初称山西大学堂，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由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校址在太原市侯家巷（现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民国初改名为山西大学校。1918年确定为国立山西大学。1931年改名为山西大学，抗战期间，曾迁至晋南、陕西三原、秋林等地。1937年被迫停办，1939年复校。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主要内容。同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牞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当时山西省太原设有“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所书院。张之洞建的令德堂书院拥有部分西学特征，“百日维新”期间，“令德堂”曾改为山西省会学堂，并进行过一定改革，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即遵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首任督办（相当于校长），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正式开学。由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山西教案赔款50万两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了近代学问。后又于5月29日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对此提议作了专门的具体陈述。大意为：共罚白银50万两，每年交5万两，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对此李鸿章、奕劻立即表示赞同并电告巡抚岑春煊遵办。10月岑春煊曾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赴上海与李提摩太面谈此事并议定了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1902年初，李提摩太偕人来太原拟签订正式合同时，方知晋省已办起了山西大学堂。于是他又建议岑春煊将山西大学堂与他拟创办的中西大学堂会并办理。合并后山西大学堂内设两部，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李提摩太本人负责。就此建议，岑春煊认为涉及教育主权问题和传教问题，未敢应允。后经多方反复筹商，并交由西大学堂学生进行了民意测验，对有关细节进行了逐条逐字的斟酌，议定了合办山西大学堂的合同23条，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1902年6月7日）由山西司道及绅士等与李提摩太及拟聘之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签字，巡抚盖章立案，呈报光绪皇帝朱批。合同生效后，山西大学堂就改制成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为“中学专斋”，总理为谷如墉（山西神池人，进士出身，曾任户部主事，晋阳书院山长），总教习为高燮曾（湖北人，翰林出身，曾任山西提学使），拟办中西学堂改为“西学专斋”，总理为李提摩太，总教习为敦崇礼。由此山西大学堂就成为了中西共为一体的一所新式学堂。1903年下半年，各省都按章程规定改为高等学堂，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仍保留为大学堂，同年10月，天津中西大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直到辛亥革命时，全国总共也只有以上三所大学堂。直至此时，全国公立（官立）大学仍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三所。而如今呢，大家望向窗外葱郁古槐、云卷云舒，回忆起半年春华秋实的山西大学时光，不约而同地嘴角上扬„其实置身于占地面积广阔的山西大学校园中，无论哪里你都会看到似春天生机勃勃般的惊喜。炎热的夏天暗藏着隐隐的躁动不安，春去夏至，校园里的一切被装扮得华丽非凡，似乎一夜之间“活泼”了起来。同学们用自己火一样的热情使得校园的角角落落都跳动着青春的旋律，让山西大学的每一天如夏一样充满激情。我们在这里成长，进入社会，破茧成蝶，创造属于我们的明天！在山大聆听花开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座百年老校寻求真实的自我，聆听来自心底的声音，踮起脚尖，与天共语，感受历史的铅华！推动山大的巨轮，让它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