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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第一篇：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吴锋锋（庆城博物馆庆城745100）【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分而治之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促进了边地开发，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加速了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关键词】范仲淹；民族融合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李元昊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北宋，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2]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