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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

第一篇：论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论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龙慧内容摘要：李白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漂泊中度过，他身上具有强烈的漂泊意识，这也反映到了他的诗歌作品中。本文通过剖析李白一生的漂泊经历，意在找寻出这一特定的生存方式对其精神建构及诗歌创作所产生的独特影响。关键词：李白诗歌漂泊感前言公元725年，也就是开元13年，李白25岁，大约在这年秋天的时候，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李白四处漂泊，终其一生，却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可以说，漂泊感在其诗歌作品上烙下了不可忽视的独特影响。所谓漂泊感，是人们心灵无所皈依的时候而产生生命的漂泊流离之感。生活的动荡变迁，人生的短暂和磨难，事业的蹉跎，都会促使漂泊意识的产生。就李白而言，终其一生都在漂泊之中，有进京干谒求官的时候，有安史**乱离逃难的时候，也有被皇帝放逐贬谪的时候，更有出翰林后千金散尽，从璘兵败贬谪夜郎的时候，最终客死异乡[1]。李白的诗歌正是其在漂泊生涯中的心声，表现他对命运、对信仰、对生存的焦虑以及对国家与个人未来前途的恐惧、忧伤。一、漂泊的一生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与其一生的遭遇密切相关，研究其“漂泊的灵魂”，首先要了解其漂泊的人生。（一）安陆时期这是李白第一次流浪的时期，是李白实现济世理想的奋斗期，这一时期自二十六岁至四十二岁。为了踏上仕途，他以任侠、干谒、隐居为手段，“广为结交，养望待举”。由于“士志于道”的思想、名士传统及时代召唤等原因，李白“伏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读万卷书之后的行万里路，漫游兼求仕。这一时期自开元十年始。诗人的“事君”、“荣亲”的忠孝观念与建功济世的理想紧密相连，成为支配一生的主导思想。（二）长安供职时期这一时期是李白的思想矛盾斗争时期，李白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又是向当权者上书，同时又是避入道观假做隐士，汲汲于从民间步入庙堂。前人与今人对这一时期的划分最一致。玄宗后来终于认为李白“非廊庙器，赐金放之还山”，于是，李白“五噫出西京”。若用儒家观点视之，李白徒有外王机遇，却不能因内圣而保有之，故天命糜常，就不能继续在朝供奉翰林了。（三）东鲁、梁园时期这个时期李白开始了第二次流浪，是诗人济世理想与出世思想矛盾尖锐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李白辗转于宿松、匡庐之间，只是在一贯的乐观与自信之中，加进了些许的悲愤。（四）安史之乱时期这段时期李白成了阶下囚，是诗人士济世理想执著坚持时期。其实，个体人生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并不是机械直观的，李白的这一人生时期应从安史之乱后一年(公元756年)，即自李兵败自杀那一年始，至李白病卒那一年(公元762年)止，凡六年。与传统分期的一年之差反映了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不完全同步。此时期内的李白，天才情结与人生遭遇的对立发展到最高峰，似一出悲剧达到了最高潮。士大夫做不成便罢，诗人却因误入反王军幕而牵连获罪，居然变成了阶下囚!荣亲梦也彻底破碎了，成了“辱亲人”。诗人晚年赠张相镐中曾悲愤地感叹道:“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成，哀哉难重陈。”出狱后又遭流放，他追怀景状曰:“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得赦放还后，有了前科的诗人不能回家做一个父亲与丈夫，只能寄居在族叔家里郁闷以终，最后的绝笔是“临路歌”,前人殊不知李白是在籍道士，在教义上“羽化登仙”。是得道之人死后的境界，道士李白，当然相信他的死是“临路”了。他的肉体人生太痛苦了，当然指望另有灵魂的安妥之境可以往奔!诗人的身后，儿女们的景况并不好，等同于庸碌之辈。他曾有诗曰:“天夺壮士心”，此语看似呼天抢地，实了自况一己之哀情。二、李白诗歌中独特的漂泊意象诗歌经常是借景抒情，寄情于物，读李白的诗歌，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中寂寞冷清的情与景，也许通过对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意象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从精神上把握李白倾诉漂泊流离的痛苦和忧思。（一）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诗歌里总是出现猿这个意象。猿猴哀鸣益增漂泊在外的愁绪，猿猴悲啼的意象，在漂泊诗中增添了哀伤悲戚的气氛。李白漂泊诗有很多“愁猿”意象的运用，天宝十三年（754）以后安禄山逆迹已露，2将带来天下**，诗人满怀忧情，由因至德年间皇室内讧，永王兵败丹阳，诗人因此遭受被判流夜郎的不平待遇，心态转趋悲观低沉，这增加了他更浓烈的漂泊心态。其所作《别山僧》云：“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别离在即，各自又要踏上漂泊之旅，万般愁绪，辗转难眠，一夜猿啼更添别情。在李白诗歌中“愁猿”的意象，多为悲凉哀戚，在历经漂泊沧桑、饱受风霜之余，愁猿哀啼益发令人肠断。（二）流水李白身世浮萍，自比流水。他将流水意象广泛运用于诗作，有以水流四海比喻思念不绝，有以一水两端比喻相隔遥远，有以流水消逝不返象征别时容易再聚难，有以水面的茫茫与冷清比喻漂泊心境之的茫然，水意象在李白漂泊母题诗歌创作中扮演着多元的角色和功能。天宝十三年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