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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李鸿章故居有感

第一篇：观李鸿章故居有感观李鸿章故居有感李鸿章故居位于合肥市淮河路中段。文革期间，故居曾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原址重建。现存的故居占地2500平方米，仅为原址的十二分之一，但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青砖黛瓦，板门镂窗，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故居由南向北依次为门厅、过厅、中厅和内宅。正门上高挂着有“李府”字样的红灯笼，两只石狮雄踞在台阶两侧。过厅内按李鸿章的生平历程陈列了与其有关的各种图片与实物，展示了其风云变幻、毁誉参半的一生。中厅又名福寿堂，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时期私人住宅厅堂。厅里摆放着屏风、镜子和座钟，取“终生平静”之意。室内从地面到屋梁高达9米，显示了主人极高的权利和地位。内宅是回字形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下有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楼上的走廊宽可走马，因此又名“走马楼”。故居东侧的外院新设了淮系集团展馆，以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展现了李鸿章主导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和贡献。由于参与了对农民运动的镇压，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很长时间内，李鸿章的形象在正史中被高度脸谱化地定格为“刽子手”和“卖国贼”。平心而论，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是其阶级属性使然，而太平天国主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因为它并没有建立比清王朝更先进的生产关系；至于签订不平等条约，则是以战败者的身份去行“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换任何一个人去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历史上对李鸿章作出中肯评价者不乏其人，如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时，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叹其生不逢时，“水浅而舟大”；他的对手伊藤博文则称其为中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近年来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对李鸿章的认识和评价趋于客观和全面。作为晚晴重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不正确认识李鸿章，就不能真正读懂中国近代史。李鸿章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倡导和主持了洋务运动。他从与农民起义军的殊死搏斗中，以及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要想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就必须变革图存，再也不能死守祖宗成法了。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对外企图利用列强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为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对内则倡导和实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培养近代化人才。李鸿章敢于冲破顽固派的阻力，与同属统治阶层中的守旧势力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这说明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是有担当的，他为求强求富所作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李鸿章曾创造过许多的“中国第一”，包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等等。这些记录充分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中国的近代化做了有益的尝试，给近代中国的军事、民用工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的缺陷，更由于时代的缺陷，李鸿章所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事业均以失败告终。甲午之战，外强中干的大清国一败涂地，李鸿章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他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尽管唇焦口燥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争辩，仍避免不了割地赔款的结局。《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国内群情激奋，国人皆曰可杀，李鸿章因此失势，退出了权力中心。直到数年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朝统治者在逃亡途中，才想起这位外交老手，急调其进京收拾残局。李鸿章虽不情愿，也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北京，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接受了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中国人口人均一两）这样的强加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几个月后，李鸿章就带着无限的愤懑和悲哀，在指责与唾骂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不过十年，他所勤勉效忠的大清王朝便土崩瓦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走到了尽头。李鸿章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判断失误，用人失察，策略失当，对战争的失利难辞其咎；他本人也有封建官僚贪污腐化、利欲熏心、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通病。可是，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李鸿章的头上，是既不公正也不全面的。归根结底，洋务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前提下的不彻底的改革。统治者允许一定程度的改革，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一旦改革触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否定和打压。不仅如此，改革的成本由国民大众来承受，而改革的成果则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李鸿章及其洋务派作为旧体制内的力量，无法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作出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无法完成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历史使命。对于近代中国那段屈辱的历史，统治阶级是罪魁祸首，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沉睡着的广大国民同样有责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没有全体国民的觉悟和奋起，独立自强的中国梦就不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