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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王世襄有感

第一篇：观王世襄有感观《大家》“王世襄——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有感被誉为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的王世襄是一个少年玩家，在视频中说道：“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部都玩了”。可就是这么一个玩儿出来的“大家”，让我倍感钦佩。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了先人留给我们的温暖而又熟悉的气息。不说远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玩儿的那些东西，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让我们感到温暖，那是我们童年最真切，最宝贵的一部分。在视频中，王世襄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喜欢《大家》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古典艺术或科学方面都没有涉猎，能够成为“大家”的应该是在20岁之前就已经打下坚实基础的人。而自己只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在做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事。王世襄在故宫工作期间，曾追回了几千件国宝。他对这样的工作乐此不疲，他说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就像儿时玩儿的一样。后来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开除出故宫。即使这样，他依然在做着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挽救中国传统文化。他用了十年的时间著关于中国漆器方面的书，完书后又自费印书，随后发给福建漆器厂，被福建漆器厂当做教科书一样的研读。他说：“不管事情大小，我应尽我的力量做对国家有利益的事。由此我看到了王世襄老人那种坚持自己的信念永不放弃的精神。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总会被世人所承认。后来，他的确成功了，是人终于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从他的身上我能够总结出，要做好一件事所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至少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件事；第二，坚持自己的信念；第三，把握及创造时机。王世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你有能力做一件事时却没有做，那等于是犯罪。我相信，我会记住这句话，也会做到这一点。用王世襄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感想：但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分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第二篇：读王世襄著作有感[小编推荐]读王世襄著作有感祝大同最初，我是从《中国烹饪》这本杂志上看到王世襄先生大名。因为内子对烹饪有些兴趣，所以多年来一直订阅《中国烹饪》，手边有一本1988年的刊物，王先生便与于光远、王利器、许姬传、李一氓、沈治平、费孝通七人为此家刊物的顾问。十五岁那年，我赶上文化大革命，等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是二十五周岁。文革那十年百业凋零，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来访的基辛格、尼克松，还有那些同席的陪客，谁还能奢谈什么美食。那时传说基辛格在中国几天的时间里，就增加了多少磅的体重。还传说请尼克松到北京饭店吃了一盘炒鸡舌头，还吃了一盘炒鸭掌蹼，用了多少只鸡，用了多少只鸭，怎样不可以想象，怎样让尼克松夫妇惊讶。于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那样值得自豪了，文革那些年太原市的市民到粮店买粮食要前一天下午就开始排队，整整排一夜，熬到第二天才能买到这一个月的粮食供应。要是冬天，天寒地冻，家里的几口人轮流替换，那罪不好受。那时候太原市民白面是百分之十五，然后按人口供应一人一斤或者两斤小米大米豆类几种杂粮，其余就是两种粗粮，一种玉米面，一种高粱面。后来的几年连玉米面都少见，多是高粱面，这种高粱有个挺政治化的名字，叫“反修高粱”。这种高粱面粘性很差，根本就团不到一块儿，商店里还卖一种榆皮面，据说是用榆树树皮磨成的，因为有树胶，将它按比例掺进高粱面才可能成形。后来也有技术能手发明了一种钢丝面机器，将高粱面直接放进机器，经过高温高压，把高粱面挤压成一根结实的面条，老百姓管它叫钢丝面，难吃而且不好消化。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政治社会日渐宽容，物质生活也日渐丰富，在一些人当中便有了一个精神上向传统文化的续接，饮食文化也在其中。梁实秋那些平淡从容的《雅舍谈吃》就有不少人喜欢，后来还有出版社出版了几种学人谈吃的书籍，也受到了同道的欢迎。八十年代中国商业出版社还整理出版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出版说明称：我国的烹饪技术，是一份至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就在这几年在《中国烹饪》中读到了王世襄先生的一些饮食文化的小品，也在汪曾祺等人的饮食文章里读到了王世襄先生厨艺的趣闻。1990年第11期《中国烹饪》有汪曾祺的一篇《食道旧寻》，里面写到了王世襄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会自己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饪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后来，引得先生自己出来声明，转过年1991年第4期的《中国烹饪》发表了先生的《答汪曾祺先生》，说去朋友家做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这确有其事。说去朋友家做菜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这是传闻之误。但此事也不是无中生有，真有热心此道的人，把圆桌面像梨园武生扎靠旗似的绑在背上，骑车到亲友家担任义务厨师，不知怎地，将此韵事转移到先生身上。十几年前我见到了王世襄先生编撰的一本《明式家具珍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