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编辑精选.docx

计划生育政策

第一篇：计划生育政策期末论文课程名称：城市社会学姓名：景楠班级：48班学号：3110087008关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讨论一、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提到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认识和对待，并逐渐开始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行政执行的力度，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已意识到我国人口绝对数过大、增长速度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补救。建国前的旧中国，我国尽管一直是一个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度，但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病和极其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导致我国一直也是一个高死亡率的国度，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正负相抵，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百分率上，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到1949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总数仅为5.4亿。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时期。随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在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从旧中国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新社会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从1949年至1957年仅8年，我国人口就从5.4亿增至6.5亿，增加1亿人口的周期从过去的37年缩短到8年。为此，1957年7月，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本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就人口问题所作的几年社会调查和思考整理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指出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金、设备、原料、粮食、就业、教育、科技、人民生活水平八个方面形成尖锐矛盾的严重性，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只可惜解放初期的这8年，由于人口数量过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尽管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预感到了人口过快增长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也主张节制生育，提出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控制人口增长的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更为可悲的是，正当马寅初不断阐述自己《新人口论》观点的同时，反右斗争也正在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将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混为一谈，把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忠言说成是危言耸听地向党发难，甚至给他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遭受错误批判的命运，无疑给当时本就不旺盛的计划生育之火浇上了一盆冷水。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却急剧上升，这三年仅政府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达4000万，以致出现了有史以来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其实，发生这种灾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与粮食人均的快速减少发生矛盾，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可事后我们并没有吸取这一惨痛教训，依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经济稍有好转的196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迅速回复到26.99%，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自然增长率竟高达33.33%，刷新了我国人口增长历史的最高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育高峰年2。此后不久的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在“一切政治挂帅”的岁月里，显然难于排上议事日程而被关注。直至197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高达33.43%、自然增长率则高达25.83%，人口过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日益凸显，使得周12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J].西北人口,2003,(4)：2~7.侯亚非.国策到国法———中国计划生育历程回顾[J].新视野,2004,(3)：55~57.恩来总理在1970年的计划会议上不得不呼吁“人口非控制不行”，因此才有了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号文件的出台。整个70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我国在人口出生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至1979年的17.82%，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至11.61%，10年内出生率下降17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3个孩子。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计划生育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