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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比喻修辞中的女性意识

第一篇：论张爱玲比喻修辞中的女性意识论张爱玲比喻修辞中的女性意识【内容摘要】：比喻，是张爱玲小说中常见的修辞方式。在小说中，张爱玲充分利用这种修辞的艺术效果，将自己不同于众人的历史感念和人生见解展示出来。她的比喻超越了一般比喻的形似，而更趋于神似。那些或冗长繁复或简洁有力的比喻总是自然而又猝然地跳出来，代表着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女性意识，向世人淋漓尽致地讲述她眼中的女人与世界。【关键词】：张爱玲比喻女性意识“现代作家中，也许只有钱钟书小说中的譬喻的精彩程度能超过张爱玲”。[1]（P132）的确如此，张爱玲在其创作中，将比喻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的比喻总是超越了一般的形似而更趋于神似，似乎信手拈来却又匠心独运，溢满了“真正的女性意识”[1]（P132）和浓郁的“女性叙述”[2]（P159）。这里所谓“真正的女性意识”，是与当时被普遍认可的“主流的女性意识”[3]相对而言的。张爱玲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和无望感：她们明确认识到了自我永远从属于男权社会而无力摆脱！从这种特定的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以安稳的小情小爱为切入点，在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中解剖女性，质疑男权。她站在故事之外，昂着脖颈，抱着手臂，冷眼看她作品中的女性，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和自省意识。她不宣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真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本文试图从张爱玲作品中对女性、男性以及物品的描写三个方面来剖析其比喻修辞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一、张爱玲笔下的“她们”：比喻世界中被“物化”的喻象当丁玲在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清醒直率地指出“我自己是个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4]时,张爱玲也冷静客观地昭告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5]。张爱玲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租女性群像：她们总感觉得到自己置身于那种卑微的屈辱的悲凉状态中，但是却无从逃逸，就像生命之中冥冥注定一种结局，而她们只能寻求一种如何让生活更安稳的方式。于是这些左右皆不是的卑微的难堪让女人在张爱玲的比喻世界中被理所当然地物化了：例1：吴翠远的手臂“白倒是白，像挤出来的牙膏”,“她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6]男人（宗桢）的眼中，“她”既“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又“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6]——吴翠远的样子是没有特色的，白也是没有款式的白，被人喜爱也只是因为自己像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的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份，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6]例2：郑川嫦原本拥有及其丰满的肉体和华泽的白肩膀，可是病中的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洞”[7]，当她趴在李妈背上的时候，远远望去“像一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7]——处于生理病态中的“她”在男人（章云藩）的眼里已经不存在任何吸引力，他不需要一付蒙着白缎子的骨架子，也不需要一只大白蜘蛛；例3：冯碧落嫁入聂家后，便成了一只“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8],不管多么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这只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男人（聂介臣）怎么敢养一只会飞的鸟在身边？“她”死了，完了，还为屏风上再添一只鸟（聂传庆），让这只肉体上没有损害的鸟精神永远残疾；例4：尽管张爱玲说，佟振保“不是这样”[9]，可是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他在他的心里同样认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9]——也因此当佟振保在若干年后再遇到王娇蕊时眼泪会滔滔地留下来，因为心口那粒“朱砂痣”被人拿走了……——我们看到，在这些比喻描写中，女性被张爱玲无情的“物化”了——这就是女人的处境：从属的生存位置让女人的身份就如同那个混乱而灰涩的社会中任何一件物品一样，随性，不确定，她们除了被物化，无处逃生！正是通过这种物化女性的修辞方式，张爱玲展示着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书写着女性骨子里深深的绝望感和冷暖自知的生存面貌。她努力逼近女性在中国历史中的生存现实，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她努力揭露那种“理所当然”[10]的性别政治和宗法制度赋予女性的意识骗局，揭露那藏在“理所当然”的男女关系家族宗法关系秩序背后，令人倍感沉重的女性存在真相。二、张爱玲笔下的“他们”：比喻世界中的“残缺化”喻象解读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是理解其女性书写意识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张爱玲的抒写方式始终体现着一种自省自觉的女性眼光和与之相应并极为契合的修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