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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与精神之苦（精选5篇）

第一篇：诗人之死与精神之苦诗人之死与精神之苦——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探析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这拉开了90年代诗人自杀的序幕，至此以后，1990年方向服毒自杀、1991年戈麦毁诗自沉、1993年顾城杀妻自缢、1996年徐迟跳楼自杀„„这一时期诗人密集的自杀行为成了90年代文坛的一个怪现象。诗人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追寻人文精神的责任，诗人自杀昭示着人文精神的失落。在现代人生存状态堪忧的现实状况下，探讨诗人自杀问题能够让我们关注自我存在的价值，更加珍爱生命。一、夹缝中的徒劳挣扎90年代随着文学地位的回归，文学被迫走向市场，文学创作的功利性被无限扩大，一部分诗人学者弃文从商，另外一部分则转变为文学生产者。文学创作不能再坚守“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而必须要看风向、看潮流，看似自由的写作环境实则让他们腹背受敌，处境尴尬。诗人群体更是如此，坚守于纯诗阵营的诗人们更成了孤独的漂泊者，他们挣扎着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却无奈地发现一切皆是徒劳。（一）“地之子”无奈地为土地唱挽歌海子是农民的儿子，土地是他的母亲，更是他的诗歌情结，他对土地的迷恋超乎寻常，海子诗歌中直接以土地命名的诗篇就有《亚洲铜》（黄土地）、《太阳.土地篇》、还有长诗《土地》等，以土地衍生而来的麦田、麦地等命名的更不在少数。土地是乡土文明之根，对土地的迷恋也就是他对乡土文明的执著，除土地外海子诗歌中麦子、粮食、村庄等极具乡土特色的意象也相当频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对幸福的定义似乎也就是简简单单地生活，不为外物所累，这与几千年来中国老农的生活方式是契合的。与此同时，海子还对生命的繁殖与轮回进行了礼赞，尤以“麦子”意象最为典型“四月之麦/在黎明大雾弥漫中露出群仙般脑壳/雷声中闪出一万只青蛙/血液的红马车像水流过石榴和子宫”【1】（P142）(《生殖》）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的褒扬，与中国农民熟谙于心的“多子多福”之道有相通之处。海子就是在乡土的襁褓中长大的婴孩，土地是她的养母，他是无可非议的“地之子”。然而“地之子”却目睹着乡土文明一步步被商业文明吞并，城市化让他被迫与土地割裂，他所看重的最纯最真的人性正渐行渐远，故乡之于他越来越陌生，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栖身之所，成了无根的浪子。他索性一头扎进诗歌王国，借为诗歌寻根来消解现实中的无归属感。在他看来，诗歌创作要关注人的生命和人本身的存在，这正是他渴望能在理想世界扎根的表现。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中也强调“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的重建”而“真”就是人性最本真的东西，海子的诗歌主张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子是要作“大诗”的，它不同于以往鸡零狗碎式的滥情诗，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置到源头之上，他的诗歌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界“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次尝试。然而他的主张在一群病态的人中没有得到重视，他看重的人情人性消解于世俗的精明算计之中，他的呼喊更像是《皇帝的新装》中，勇敢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天真童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者。现代文明下，人的个性被消解，个人在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自我等同于群体，当有人表现得与别人不同时，他就会受到群体的压制与排挤。同时他又不隶属于“驻会作家”他的呼喊惊不起一点波澜，被埋没于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二）“厌世者”徒劳地为诗歌谱华章戈麦与诗结缘极具偶然性，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戈麦最初的理想是学理工科或实用文科，潜意识里是排斥诗歌的，甚至直到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他还在考虑改学理科，进校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兼听经济系的课，当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后，他方专心作诗。这样的人生际遇让他感觉到了自我的渺小和自我命运的不可捉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对世间的种种持悲观态度，甚至把北大时期与西渡合编的刊物命名《厌世者》。对现实世界的厌倦更让他渴望倾心作诗，对诗歌近乎痴迷。据友人西渡回忆“他大概从未自己看过电影，电视、录像他也是从来不沾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很封闭，但为了完全把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来，他甚至还自觉疏离于现实，减少了与人的往来，不问世事。他在短文《关于诗歌》中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在他看来诗歌语言要掷地有声，要有张力，这样的诗在他看来才能称其为诗。“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而诗歌中晦暗的文字就是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他极力主张诗歌语言的一鸣惊人，不能容忍苍白、晦暗的文字，他的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领域“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他也在以这种方式为诗歌谋求出路。戈麦渴望在诗歌领域有所建树，但他却只感受到了人的悲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