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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有感[精选合集]

第一篇：读《大学》有感读《大学》有感《大学》原是《礼记》中的第42篇，是我国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它是由孔子的门生曾参作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基础文化和武艺，到十五岁时入大学，学习人生哲理与政治理论。因此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对此评论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自汉代起，《大学》就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小经”。在唐代，韩愈、李皅等学者将《大学》置于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南宋，朱熹对《大学》推崇备至，其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将其连同《中庸》一起从《礼记》中抽出，使之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四书》。直至近代，民国国父孙中山亦曾如此赞赏《大学》：“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大学》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大学》依据孔子的“仁政”思想，阐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如何“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大学》之精华，集中体现在第一大段的总论部分，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纲八目”。其中，“三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以及“止于至善”。《大学》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只有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方能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上至善至美的境界。而其具体方法是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大学》要求人人都能正心、诚意，个个皆可修身、齐家。因此，《大学》不仅是“大人”之学，更是我们人人所需要的常人之学。如今我能在老师的“逼迫”下浅读《大学》一书，乃一大幸事也。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治国平天下”这一雄心壮志对于我而言是可望不可即的，但践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对于我则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大学》的内容广博而高深，知识浅薄的我难以做到一一探索，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最感兴趣的以上三方面。首先，我想简单解释为何我将“格物”与“致知”这两个定义组合在一起。“格物”的目的是“致知”，而“致知”的前提是“格物”，因此两者是有机融合，不可分割的。格物致知出于《大学》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意思为通过广泛学习，细致研究某事某物，并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去实践体会，从而获得真知。因此，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来获取正确的认识。古代，孔子的孙子子思就指出了儒家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之所以认识深刻且博学多才，其治学方式必定不会与以上五点相脱离。此后，南宋诗人陆游在其《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对其子教育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格物致知的内涵阐述得深刻而易于理解。由此可见，古人不断传承格物致知的精神，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新的内涵。反观现代社会，我认为我们在逐渐失去格物致知这一可贵的精神。文革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盛行其道，几乎每人手中都有一本红本子，以毛主席语录作为自身的行动纲领。随后，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更是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充满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色彩的“两个凡是”方针。直到1978年11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公开发表才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也打破了将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如今，许多人都将书本上的固有定义当做不可改动的真理；将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权威”当做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至理名言；将各类明星视为自己的偶像，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其一样一夜成名，但他们没有亲身体会，通过实践，检验其真伪，以求得真知。个人认为，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仅在在学习、研究中不可或缺，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如今大众化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即不管专研学问，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获取正确的认识。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日新月异，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依赖“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要在环境激变的今天，大胆实践，形成自身对事情的正确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几千年前经书里所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对格物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其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诚意出自《大学》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其意思为若想端正自己的内心，必先要使意念真诚。此外，《大学》对诚意有更具体的阐释。“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可以解释为所谓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