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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乡土中国》有感：对今日客家文化传承之浅思（5篇）

第一篇：读《乡土中国》有感：对今日客家文化传承之浅思读《乡土中国》有感：对今日客家文化传承之浅思原创：邓丹——以闽西温厝村为例本科时因毕业论文的选题，我第一次读到《乡土中国》这本书；而今读研，老师们推荐了这本书作为基础必读书目，我再次翻阅后温故而知新，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似乎在书里所说的乡土社会中看到了家乡的影子。我出生在闽西三明市大田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人们是客家的一支，因此我也时常以客家人自居；我们所操方言为闽南语系之分支，但也应属客家方言。在连绵不绝的高山所包围的这一方土地上，村民们世代居住于此，很多时候提到家乡我总会在脑海里呈现出这样的景象：我家的下埕地前是水泥路（十多年前还只是乡下的土路），路边是一条终将汇入闽江的小河流，河边则是一大片地势较为平缓的梯田，田间随处可见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在除田埂草、犁地、插秧、割稻；沿着公路眺望，沿河建村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建于河流两边。第一次印象深刻地感受到乡土气息中的“土”,大致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某天凌晨内急，起床的时候看见爷爷从不远处的公路扛着锄头回来，脚上沾满泥土，显然刚刚下地除草翻土归来。这一场景多年来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而我觉得乡下人的“土”却是几年后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开始。语言的渐逝壹我不知道用“渐逝”这个词来表达是否得当，但据笔者二十多年从乡村来到城市再回到家乡的感受而言，家乡的方言似乎在不经意间“慢慢消失”了。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很努力学好普通话，那时候我觉得说家乡方言是很“土”的，是没文化的表现，有文化的人就要说普通话，因此一度我也十分抗拒用方言跟家里人交流，并以说客家方言为“耻”.生活水平和国民知识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今天的新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村的孩子也不例外。越来越多村里的小孩被送去城里读书，越来越多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说好普通话，他们不是没时间教方言，而是拒绝教方言，孩子们回到家乡后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还能脱口而出几句简单的英文。我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反而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家长要从小费尽心力教会孩子说普通话，而不是言传身教家乡方言呢？换句话说，普通话难道还需要家长教吗？难道千千万的小初高语文老师教不会一个孩子说自己国家的母语吗？我曾见过村里有位在外工作，过年带孩子回乡的妈妈，见到孩子跟长辈用方言交流时呵斥道：“要用普通话，不要说老家话。”十年前回家，我与族中亲戚见面时很自然地用方言交流；五年前，随着越来越多下一辈孩子的降生，不知道是何原因，长晚辈间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流已交织参半；现在过年回家，几乎长辈和晚辈交流都改说普通话；那五年后十年后呢？是不是家乡方言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想象？今天，我只为自己会说客家方言为“荣”.礼俗的断层贰相较于家乡话，“礼俗的断层”也是我多年来对家乡变化感触颇深的印象。十多年前，家里的下埕地前还只是乡间的土路，更没有今天河流两边能用水泥浇筑起桥梁。每年元宵节这一天村里会举办一场盛大的仪式活动，其传统是举全村之力共同迎接“龙神”,祈福本村今年风调雨顺。每家每户都会有世代相传的“龙身”,即板凳龙（由约长2m、宽20cm、厚2-3cm的杉木板加上8支硬竹签钉立而成，周边铺以白棉布或红棉布，并在布上写画上自己的美好愿望，村里有剪纸技艺的老人还会剪出许多不同的图案贴在“龙身”上）。幼年时期过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迎板凳龙”了，每节杉木板都会钉上两个足以插上蜡烛的小孔，晚饭后，点起“龙身”上的蜡烛，各节“龙身”再在指定地点进行串联，最后接上“龙头龙尾”,迎板凳龙便正式开始。大致是七八年前，我依旧等候元宵节晚上的“龙神”出现，这年却始终未见。后来得知，“迎龙”这一习俗今年取消了，也许以后不会再迎，当晚我失落了很久；此后多年也确实未再复启这一习俗。难道过去对自然的虔诚，在解除智识枷锁的今天便一去不复返？我并不把“迎龙”看作一种封建的仪式，我认为这是前人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礼俗的终止，人们或许对大自然就缺少应有的敬意和信仰：今年收成不好，可以去集市上买一袋米回来；明年收成不好，土地放着荒芜，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村民们不需要再相信并向“龙神”祈福，知识代替了想象，文化取代了神话；撇开行政区划的硬性条件，基于“龙神”所能建构出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已逐渐式微。半熟人社会的转向叁而“半熟人社会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前的乡村景象。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促使乡下人放弃田间劳作转而进城务工，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农村人从前的“集体意识”.多年前尚能听到村里人谈论谁家养的鸡鸭跑到我的农田踩踏刚刚插好的秧苗；明天你家办喜宴，今天我就带着锅碗瓢盆来你家帮厨；明天某人家的女儿出嫁，听说你家孩子也到了适婚年龄。诸如上述家长里短的话题在今天却变成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结婚？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