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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大历史交谈搞

第一篇：读书会大历史交谈搞一，读本书之目的读本书不是要专门研究黄仁宇的学术理路、勘探他的学术脉络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没必要。历史学家比他强大的多了去了，陈寅恪、钱穆、杨联升、何炳棣、余英时、黄宗智等等。该书能提供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思维。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吸收好的治学理念。黄仁宇提供了很多想法，数目字管理、长期历史的合理性、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中华三次帝国说等等，新颖的观点给我们启发。“学术研究的模式能发前人所未发”（余英时）摒弃道德视野，强调技术与程序的作用。当然，这终究只是一家之见，也只是给我们参考。毕竟人是有主观感情的，历史、经济学等均需要人情感的参与，研究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眼光，它不像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理性世界，人能够剥离出来。但我认为，应该尽量克制道德眼光评价历史，否则容易作茧自缚，缺乏理性。（引申，可以因此对毛重新进行思考——光耀千古的开国伟人，还是草菅人命的窃国大盗？NO。）把历史事件或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虑。寻求对历史的技术性辩证。二，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观点清理百年之前，泱泱中华穷竭巨变，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自身的传统遭到质疑。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康有为等从古典学问中寻找立身根基，“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惨遭“民主”、“共和”等革命派戗杀。民主、自由、共和等普世观念源于西方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条件，甚至有地理因素（黄仁宇：地理因素决定历史，虽未直接明言，这是中国二十四史的一贯要旨）的参与。而西方这些理念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对应物，说明了这就是普世。但不能因此就削足适履，硬把中国的一些古代价值仿照西方的理念来作背书。中国人的观念资源是丰饶富足的，有待进一步挖掘、开发。当代中国政治试图糅合儒家文化，其目的也在于将中国古典学问中的要义发挥出来，求得满足中国人的心态和文化心理。最大程度上“笼络人心”，获得认同。（认同危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但不可盲目自大（大国尊严？崇洋媚外？）。普世价值的经验也要吸取。是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而数目字管理就强调一种技术统治。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时期就已经决定了今后中国的走向。这五百年，对应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启蒙运动等，根本上决定了中西的差距。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以三个条件才可以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的通行，于是资金流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佣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于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的活动范围。（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上述的三个条件又全靠信用支撑，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作保障，法律能将私人的事当做公众的事看待，乃是两者之间，有利害共通之处。而以上，西方社会在五百年前开始孕育、发轫、成长、收获。中国不是错失机缘，而是根本没条件去接触这一如今看来是进步的因素。“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只不过是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中，附和的观念，没有解释力。观点：不要硬套西方语汇，历史教科书最大误读：“封建”一词。要硬说中国有封建也只能说是先秦时代有，中国千百年来因袭秦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是封建，马克思的封建没法用到中国，五阶段论也只是建立在欧洲的社会基础之上。启发：对待西方学术的一些词汇，要特别注意其使用的语境。不能不顾条件地盲目拿来用。也不能拿中国的一些词汇去形容西方。只要我们知道那个现象的特征和表现形式，用什么词来表示它不重要。三，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启示1911年的革命终结一套过时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这套政治秩序是透过道德劝说和典章仪礼来完成其功能。革命后的建设问题，那就是“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国家政权建设，实现建立民族国家，上下层社会要有无缝的联系。（军阀时代的中国，就是无政府主义，整个国家一盘散沙，任何政策都难以实行。直到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和一个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的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补救的办法，或改组高层机构，或修正低层机构，再次之则调整中层机构，有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P116.《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上层机构，脱离了群众基础，毛泽东（共产党）建立了下层机构，重整了村落，能够在行政上扩大税收，也就有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可能性。关键是要在中间地带建立体制上的联接，这样才能真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