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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

第一篇：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大朗中心小学卢玉霞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辉煌，可他却要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遗憾就是到临终前也没能看到在创新能力上真正超越了他们这一代老科学家的年轻一代。他把这一切归责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出不了有创新思想的人才，真的只是大学的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顾雪林先生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创新性思维需要研究性学习，而研究性学习应当从孩子开始抓起，从中小学开始抓起”；“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究竟缺乏什么呢？我认为，缺乏学生自主学习，缺乏师生互动，缺乏课堂讨论，缺乏让学生寻求答案的过程，总之一句话，缺乏研究性学习”；“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教育思维上”。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教育思维上，这是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初进校园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真活泼。他们对一切都很好奇，都想去弄个明白。他们每一天都很快乐，为一点点小小的发现而快乐。然而，一年，甚至一个学期后，你很难每天都能从他们的脸上找到笑容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每天六七个“40分钟”他们都要规规矩矩地“端坐”、“恭听”，目光随着老师移动，脑子等着老师“灌注”，随之而来的还有做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书。讲课的老师不能说不辛勤，听课的学生不能说不刻苦，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失去童真，失去快乐，失去创新性思维就理所当然了。对于顾雪林先生所说的“研究性学习”和“赏识教育”我非常赞成。因此，在每天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所给是学生的所需，给学生充分思考、探索、交流、展示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的灵光在快乐中闪现，让在快乐中学习的孩子们得到更大、更多的收获。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要做的就是自始至终地相信他们，欣赏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地给予帮助。会思考的孩子才会有创新，有快乐的孩子才会更愿意去思考。愿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改变自己的教育思维，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快乐学习”中完成知识的积累和灵感的创新，让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在我们的努力下不断地涌现，让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老科学家含笑九泉。第二篇：钱学森之问之我见钱学森之问之我见年级：2011级专业：法学姓名：赵晓云学号S0111403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